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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臉書留言錄:109.4.15臉書留言錄(804)理性分析,感性分享——再談「不當疫名宜應終止」

理性分析,感性分享

——再談「不當疫名宜應終止」

                                                            釋昭慧

臉書留言錄(之八○四)

109.4.15

成熟公民「共襄盛舉」

 

  拙著〈不當疫名宜應終止〉會引來廣泛回應,其實毫不意外。我甚至非常感謝,臉友們願意陪伴走過這樣的討論歷程。雖然我的陪伴過程是「時斷時續」的,但那真的情非得已,畢竟這一整天,我得上課,處理公務,參加或主持會議,很長時間都無法奉陪各位的討論。晚上回到宿舍已經累癱了,因此也只能稍事睡眠,子夜再醒來工作。

 

  就像莊嚴臉友所說的,這是「理性分析,感性分享」,成熟公民的「品質」,我應感恩並贊歎臉友們成熟公民的「品質」。

 

  就「感性分享」層面而言,新加坡劉宜霖臉友跟帖建議時說:

 

  「還是用『新冠肺炎』比較好。新加坡一貫以Covid 19稱呼。」

 

  我回應她:

 

  「台灣與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沒有中共軍機與飛彈隨侍在側,所以心平氣和。台灣人對中國的感受,新加坡人很難感同身受。所以我其實能理解台灣人為何特意要稱其為『武漢肺炎』的心情。我只是要談談另一種角度的自我審視。」

 

  也就是說,作為台灣民眾的一份子,我在感性層面,對那些只因「統獨」觀點不同,就可上綱上線到講出「留島不留人」之類暴惡語言,或是恆常面對飛彈威脅,時不時面對軍機、軍艦環伺,理所當然強烈反感。對一個意圖讓人「因恐懼而屈服」的政權,我的內心充滿著質疑,以及奮力抵抗的意志。

 

  這也就是為何作為「和理非」的我,無法認同香港「勇武派」玉石俱焚的策略,卻依然會站在「雞蛋而非高牆」這邊的緣故。

 

  然而為何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談談另一種角度的自我審視?原因如下數端:

 

  一、「同情共感」的角度:

 

  我對「武漢人」(而非「中共政權」)在此番世紀瘟疫上所承受的苦難,為之惻怛不已,實不忍增益其苦,所以建議官方與媒體改變用語,設身處地以善意改變稱謂。這對台灣沒有損失,可說是「惠而不費」。

 

  二、與「示弱」或「妥協」無關:

 

  稱之為「新冠肺炎」,這不像是「中華台北」之類稱謂,是台灣過往不得不迫於形勢而妥協,勉強嚥下的屈辱。

 

  再者,此時中共政權四面楚歌,除美、歐、澳洲,連東亞、南亞、西亞與非洲,都出現了對他們的反彈聲浪,這讓中國朝野從「厲害了我的國」之高亢心情,突然摔落在「又一次庚子賠款」的沮喪之中,左支右絀,狼狽不已。反之,台灣在數十年「顛躓於途」的困頓與奮鬥之後,終於因傑出明快的防疫表現,與及時到位的國際支援,而獲得了各國朝野的高度肯定與贊歎。

 

  在此形勢之下,台灣對「武漢人」表達善意,沒有對中共政權「示弱」或「妥協」的問題。

 

另一種角度的自我審視

 

  三、避免落入「訴諸傳統的謬誤」:

 

  許多臉友用過去「地名加病名」的許多疫病名稱拿來類比。莊世明臉友回應得好:

 

  「我們不能把過去的錯誤,拿來合理化今天的歧視。」

 

  例如,援用「香港腳」或「非洲豬瘟」等等病名為例,我的看法是,這是「訴諸傳統的謬誤」。慣例倘若有誤,不代表現在依然需要保持慣例。

 

  臉友封賽門請我為「香港腳」仗義執言,這只是舉手之勞而已。因為,為「香港腳」正名「足癬」,根本一點都不困難,而且足癬古已有之,其發病根源並非香港,命名為「香港腳」,可說比「武漢肺炎」更加「查無實據」,我們理所當然應該為「足癬」正名。

 

  更以「非洲豬瘟」為例,嚴肅而言,如果非洲人民明確表達他們不喜歡「非洲豬瘟」,我們就不宜稱其為「非洲豬瘟」。就像原住民不希望我們稱他們為「山胞」一樣,我們不能一廂情願,認為「山胞」之名是表達對他們的高度友善,因而堅持不改其名。

 

  四、其次檢視「訴諸不正常國家」的理由:

 

  臉友Pasang Hsiao認為,「要先辨別不正常國家人民充分知情的意願,不是先把反歧視的道德投射其上。」他認為,「對中國人民的善心理解值得鼓勵,但對中共政權以謊言暴力操弄輿論與思想人心之邪惡,必須有更深入暸解、揭發與應對。」

 

  我的回應是,反歧視,這是正常人性的道德標準,這不是「投射」到誰身上的想像。至於該國家是否「不正常」,並不是合理化吾人之歧視的好藉口。但我認為,Pasang Hsiao這樣的反應很好,至少他非常直心,不會硬坳著說:「武漢肺炎一詞,何歧視之有?」而是坦承,要以這種稱謂,來對待這種「不正常」國家的人民。也就是說,這種稱謂來自某種「不正常」的條件。

 

  然而,「不正常」國家人民,是否真的沒有「充分知情的意願」?準確地說,他們應該是沒有充分知情的「權利」(而非「意願」)。但倘若因此就可以用他們不悅的名字來稱呼他們,那可真是「神邏輯」。因為這只證明了一點:所有「不正常國家」的民眾都會具足雙重苦難--忍受不正常政權的統治與權利剝奪,同時還要忍受外方自認為理所當然的歧視用語。

 

再說一句,這種對付「不正常」國家人民的心態,難道就很「正常」嗎?

 

「自通之法」與「業習」審視

 

  五改作「中國肺炎」或「中共肺炎」是否可行?

 

  有臉友問道:是否可稱作「中國肺炎」?成安然臉友立刻提醒道:「我反而覺得這更帶歧視,這嚴重連帶華裔一起被歧視。」看來,臉友理性討論的過程,確乎可以互相增益。

 

  個人以為,這種讓中國朝野極其忿怒的名詞,其實是中共媒體與網路的「病毒源自美國論」,招感到了美國川普總統的反擊。這都是果,而不是因。

 

  然而,當這種不快果報現前之時,吾人是要用口舌之快來激發各方的魔性,還是要用智慧善巧來提昇各方的善性?這都在我們的一念之間。即便是川普總統,也在美國華裔表達深切不安的反應之後,從善如流以改口,不再稱作「中國肺炎」,而改稱作「中共肺炎」,以縮小打擊面。因為他確知,這種名詞真的會激化美國社會對華裔(乃至亞裔)的歧視(乃至仇視),絕非國家之幸,社稷之福。

 

  承上所述,成安然臉友則問道:「如果稱作中共肺炎呢?為了紀念中共掩飾疫情帶來的災害。」Lucas Chang也這麼說:「我們應該改成歧視掩蓋疫情的人,那是誰?」我的建議是:針對「掩蓋疫情」所造成的人類災難,我們應該「呵責」而不是「歧視」他們。「呵責」理直氣壯,「歧視」則把自己的道德高度也拉低了。

 

  六、以「自通之法」的道德黃金律為倫理判準

 

  臉友Lucas Chang說:「話說大清國時稱支那不歧視,今日怎就變成歧視了?」我認為,這與「心態」有關。當西方人在稱呼「支那」的脈絡裡,注入了歧視,「支那」就成了歧視用語。這也引發曾廣志臉友在馬來西亞被稱作「支那人」(Orang Cina)的寶貴經驗分享。

 

  與「支那」用語相同,「源自中國武漢地區的肺炎」沒有歧視,但「武漢肺炎」的稱謂,就帶有歧視意味,特別是當對方已經要求不要這樣稱呼之後,還刻意如此稱呼之時,那就肯定有歧視意圖。

 

  Lucas Chang提到「中國共產黨做了不少壞事,有朝一日中國人被歧視,這能怪誰呢?」我想的不是中共「怪誰」的問題,要中共「不見怪」,未免太為難自己了!我只想自問:

 

  我願意被這樣稱呼嗎?如果我不願意,那麼我就謹慎守口。

 

  這就是佛家所說的「自通之法」,儒家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倫理學上稱之為「道德黃金律」( Golden Rule),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

 

  不須增長「惡的業習」

 

  進以言之,即便加在對方身上的名謂,在呼名者本身來看是多麼美好,多麼恰當,多麼善意,但只要當事人不樂意被如此稱呼,我們就要給予尊重。舉例而言,倘若原住民已善盡「不想被稱作『山胞』」的告知責任,我們還硬要聲稱:「我偏要叫原住民為『山胞』。」那麼,即便很幸運,沒有激發起對方的魔性,招致對方的報復,至少,我們已在不知覺間增長了自己「惱害別人」的業習。這種「你不要X,我偏要給你X」的業習,終將會給自己帶來與人互動間的衝突,甚或招感自身的深切苦難。

 

  若更深細觀照,就會知道:即便他人因其器度與高度,而不對自己施以報復與反撲,然而這種「惱害他人」的意念與言詞,依然會在每一個當下,讓身體因「惱害之火熾然」而默默承受其苦。惡念投射出去,先受懲罰的就是自己,修學「身念處」而對身體的覺知力足夠敏銳的人,最能體會這種苦受。

 

  因此,即使不是為了對方,而僅是為了自己,也要自我審視:「我是否有在用不良的業習來為難自己」?「我是否在拿別人的惡來懲罰自己」?

                

  八、請不必陷入「動機論」

 

  其實我很少在爭議上,表述自己的心境,大都只是就事論理。而且長期受到種種辱謗,我也早已「債多不愁」。但是面對某些動機論,不妨表述一下自己的心境吧!

 

  有臉友拋了「走江湖」三字,我回應他:

 

  有誰在「走江湖」呢?要知道,講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話,而又反對中共政權,這是兩邊都不討好的。那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用「走江湖」心態的人辦不到!

 

  同樣的,也有臉友嘲諷我:「該有的都有了」,「不要毀掉自己的一世英名」。我的回應是:

 

  一切來自天地世間,一切回到天地世間,生命都將化為塵土,有什麼我「該有」的事物?我只隨時警惕自己,不必為了「於同溫層取暖」而增長自己軟弱、鄉愿的惡習。該做的,該說的,「雖千萬人吾往矣」!說真格的,若我在意「一世英名」,就不淌這渾水了!

 

不能養成「因恐懼而屈服」的業習

 

 九、關鍵是「心態」

 

  最後以兩個故事作結:

 

(一)被稱作「緬甸人」

 

  民國八十七年,我應敬愛的緬甸帕奧禪師之邀,到仰光參加「帕奧禪修中心」的開幕式。結束後轉到毛淡棉(Moulmein),參訪舉世聞名的「禪者朝聖之鄉」──帕奧禪修中心。有一幕場景,我永生難忘:到達帕奧禪修中心的第二天,我進入森林深處,在帕奧禪師帶領下,參觀當時正在興建中的大禪堂。禪師對著工地上的一位緬甸比丘,竟然如是地介紹我:

 

  「She is a Burmese.(她是緬甸人)」

 

  我確實與緬甸有一段深厚的緣份──父母為避「赤禍」而逃到緬甸,我是在那裡出生的,八歲才因尼溫政府排華而返回「自由祖國」台灣。但是,無論在客觀的國籍認定層面,還是在主觀的族群認同層面,我從未自視為「緬甸人」。然而在那個當下,我竟然對禪師的這句話感到無比歡喜。何以故?我感受到的是「心態」,是禪師用他的無量慈心,表達著一種全然接納我這個來自「異鄉」的人的厚意。是這份慈愛與溫情,讓我感動莫名,默然接受了「Burmese」這樣的定位。

 

(二)被稱作「中國台灣」

 

  在三年前,一次研討會舉行之前,會議論文集的校對同學打手機來問我:某位曾在玄奘大學宗教系讀書,刻在中國大陸修讀博士學位的馬來西亞華裔學生,於其會議論文中,稱台灣為「中國台灣」,這樣是否妥當?我一聽,火速打手機過去找那位學生,將她重重責備了一頓。

 

  她頗感委屈地說:「這是大陸所規定的用語。」

 

  我堅決表示:「是的,『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我同情妳在大陸的處境。但是既然這場會議是在台灣舉行,我就不容許我們所出版的會議論文集,在任何角落出現『中國台灣』四字。」

 

  有一位大陸學者向我邀稿,但我遲遲沒有交稿。他向其他友人從旁探聽,是否因為他不慎涉入幾年前的「批印」事件而「得罪」了我,我向友人解釋道:

 

  「請告訴這位教授,大家在思想上各自表述,沒有『得罪』與否的問題,我之所以遲疑,是因為不希望,我的姓名與職銜前面,被冠上『中國台灣』四字。但我也知道,他有不得不如此的難處,因此,我就不為難他了。」

 

(三)我的反思

 

  試問,為何我對被稱作「緬甸人」與被稱作「中國台灣」,會有這麼鉅大的情感落差?關鍵不只是「稱謂」的本身,而是「稱謂」後端所隱現的「心態」。

 

  許多善良的大陸親友,以「兄弟一家親」的熱情對待著我,這些點點滴滴的溫暖與慈愛,我絕不敢或忘。而且「中國」與「台灣」二詞,拆開來看也都毫無歧視意涵,但當我被強制冠上「中國台灣」這樣的稱謂,並且既不准我被稱作「台灣」,也不准我被稱作「中華民國」之時,我深深感受到一股排山倒海的壓力,這種壓力迫使我必須奮力反抗。

 

  近期中國接踵而來的種種「不如意事」,以及被稱作「武漢肺炎」或「中國肺炎」的忿怒與無奈,或許可以讓中共政權沉澱反思,為何大部分台灣民眾面對他們的「軟硬兼施」,會如此地「軟硬不吃」?真的,關鍵在「心態」二字。無論是「溫柔地讓我就範」,還是「粗暴地讓我就範」,我都無法束手就縛。

 

  更深層的自我觀照就是:「中共政權」只是讓我「借境修心」的一次機會,我的敵人在根源處不是「中共政權」,而是「恐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提醒著我:「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我絕不能養成自己「因恐懼而屈服」的業習,否則想要「究竟涅槃」?門兒都沒有!

 

  新冠肺炎,讓人類面對著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這對任何國家與族群,都是極其嚴酷的考驗。然而它也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機會。其他機會姑置不論,在「歷盡劫波」的當下,中共政權或可深自警惕:原來大象可以輸給跳蚤,航空母艦可以輸給小小病毒。從樂觀的一面來看,其實只要掌權者的心念一轉,心態一改,中國的前途依然是海闊天空,台灣也真的會成為他們最好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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