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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人間佛教」暗潮的洞察與忠言——憶述與楊曾文教授的幾段法緣(刊於弘誓雙月刊第152期)

 對「人間佛教」暗潮的洞察與忠言

──憶述與楊曾文教授的幾段法緣

釋昭慧

一、兩條平行線的會遇

  近十餘年來,透過「印順導師思想研究」的學術平台,與許多大陸佛教學者締結了深厚的法緣。此中結緣最早的大陸學者,正是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資深前輩——楊曾文教授。

  楊教授的研究領域是日本佛教與禪宗,這兩個領域,筆者都很不熟悉。

  對「日本佛教」之所以不熟悉,是因筆者對整個「日本」都很陌生,情感上或許也因八年抗戰所刻劃下的民族傷痕,使得筆者實在提不起「研究日本」的興趣。但要說是對「禪宗」很不熟悉,於情於理是不可能的。先不說「研究領域」吧,作為一個漢傳佛教文化圈的佛弟子,順手拈來都可吟哦幾句禪詩,例舉幾樁公案,怎可能不熟悉禪宗呢?

  原來,筆者最無法確切掌握的,是禪宗的修行次第。那些話頭與機鋒,那些大悟與小悟,對於慣性邏輯思考的筆者而言,簡直是摸不著頭緒。這使得筆者對禪宗的印象形同「美麗的碎片」,無法對禪宗形成「系統性的認知」。

  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楊教授與筆者在學問之途,照理應該算是兩條「毫無交集的平行線」,怎麼會締結下深厚的法緣?說來讀者必當跌破眼鏡,原來,彼此的交集,竟源自筆者於2001年3月間所發起的,「驚傳武林、轟動萬教」的「廢除八敬法」之舉!

二、首次晤面與三則大哉問

  2002年5月間,楊教授應聘來台,在中華佛研所擔任客座教授,偶閱《弘誓》雙月刊,對我們的「人間佛教」(社會改革)路線寄予厚望,並且相當欣賞筆者宣告「廢除八敬法」這項驚世駭俗之舉,於是特別請中華佛研所執事人安排行程,希望蒞臨弘誓學院來看望我們。筆者聞訊非常驚訝,但也很是開心,遂請他於大駕光臨時,順道為學院師生作一場演講。

  5月6日下午,楊教授翩然到來,與筆者相談甚歡。晚間向全體學僧作了一個半小時的演講,內容精彩而節奏緊湊。原來,他講的正是筆者「很不熟悉」的領域──禪宗。講題是「中國佛教的民族化與禪宗」,他將佛教之所以為中國人所接受的幾個關鍵性原因、禪宗以外各宗派的特色,以及禪宗的特色(包括副作用),作了非常宏觀的介紹。座中學眾生大法喜,筆者也在那一場演講中,深深領受到楊教授研究禪宗的深湛功力。而正義與仁厚的內蘊,在他眉宇間自然流露,也讓筆者見識到,何謂「今之古人」!

  楊教授於演講時,自述此番的弘誓之行,是本次來台講學之後,在佛教界走訪的第一站。原因是:

  一、本次來台之初,見到第五期《法光學壇》刊載筆者的〈撰寫《佛教倫理學》的教證與理證〉,他甚為讚歎,並且思考:「如果我要撰寫《佛教倫理學》,會從哪裡寫起?」他並幽默地說:

  由於昭慧法師的《佛教倫理學》在大陸甚受重視,可以想見不久的將來,大陸將會出現「盜版」的《佛教倫理學》。

  二、學界人士不便介入教界行事,但有「下判斷」的能力。他對筆者的「佛門兩性平等」運動給予極高評價,並認為大勢已因此形成,不可能再逆轉過來。因此他想要知道弘誓學院的當前情況與未來走向。

  演講結束後,有半個小時的問答。由於無人發問,楊教授乃主動問三個問題,分別指定由筆者與性廣法師回答。

  一、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與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差別何在?

  就此而言,筆者已有不少論述,甚至曾經撰為專文,分析兩位大德之間對「大乘三系」的見解差異,總結為八字:「空常孰先」與「空常孰優」。但若要討論到這麼深刻的見解差異,筆者必須先向聽眾講述「大乘三系」的要理,這斷不是如此短暫的回應時段,所能達成的任務。因此筆者當下決定,著眼於「在座學僧的初學者都能聽得懂」的角度而作答云:

  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為對治中國佛教末流的「死鬼佛教」傾向,而對應命名以「人生佛教」(以「生」對「死」,以「人」對「鬼」)。而重「死鬼」又與殷商以來漢人的「人死為鬼」思想,以及儒家的「厚葬久喪」文化有關。

  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並非推翻前者,而是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考察,發現佛教之變質不祇自中國始,其實在印度流傳中的佛教,已有「天神化」甚至「鬼靈化」的傾向,所以導師將佛教從「他方」(包括天界與他方淨土)拉回「此間」,從靈異的岐路拉回到平實的正途。所以「人間佛教」既有「場域」的意涵,也有就著「人」在知、情、意三方面的殊勝性而加以陶煉的修道意義。

  直到2016年底,大陸部分佛教人士引發鋪天蓋地的「批印」風暴,他們的其中一種手法,是切割這兩位大德的思想路線──略其「大同」而不談,專門放大特寫兩位大德之間的「小異」,然後呶呶不休,以達成「尊太虛而貶印順」的效應。筆者於本次撰寫祝壽文章,依學團紀錄而回顧這段往事時,不得不由衷感佩楊教授的洞察力,他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注意到:反對「人間佛教」的暗潮洶湧,「人間佛教」的追隨者,必須對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這兩位「人間佛教倡議者與先行者」之間的思想異同及其異同緣由,作出精準陳述。唯有這樣,才能精準地駁斥那些挑撥、分化兩位大德思想路線的批印言論。

  二、性廣法師在著作中提出「人間佛教禪法」的觀念,請問:這是否有可能對中國諸宗派的修行法門兼容並蓄?

  性廣法師回答:

  我個人對中國的禪、淨二宗,其實是充滿著感情的;我初出家時,也是從禪、淨二宗而入門。我之所以又兼習南傳禪法,目的並不是揚棄漢傳佛教,而是想從此中學習他人之所長,以充實漢傳佛教修行法門的內涵。

  中國並非沒有禪境高深的聖僧大德,但是修行的階次在文獻中並不明晰。譬如兩人以拳術交鋒,當然是要迅即出招、接招,而不容其按步就班打一套拳。但高手過招原非初學所能契及,初學拳法,還是要從「蹲馬步」學起。所以我提倡「人間佛教禪法」之時,並非欲揚棄中國宗派,反而是有心要在此中汰粕存菁並建立次第。

  同樣的,經歷過2016年底的「批印」風暴,筆者忽然發現:楊教授對印公導師思想影響下的我們,能否做到對「中國諸宗兼容並蓄」,很早就寄予高度關切,而這也正是批印人士主打的要點。只是楊教授的著眼點放在「兼容並蓄」,批印人士則是大開倒車,將這項原本可以平心靜氣討論的解行問題,上綱到民族主義與政治路線,不但沒有楊教授這份「兼容並蓄」的心胸與器度,反而把印公導師捍衛大乘所作的種種有力論述,視作「必欲剷除而後快」的大毒草。

  三、昭慧法師率領之下的佛教弘誓學院,未來是否有發展計畫?

  筆者的回答是:

  我原先就沒有「創建佛學院」的生涯規劃,只是因緣聚會,一群學生來到這裡掛單,想要向我學法。為了讓他們在佛法中三學增上,「說法」於是成為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因而思考:「大戶」佛教團體自有他們的教育機構,不勞我人操心,但「散戶」寺院的人丁稀薄,子弟留住不易,出去受教育又怕「有去無回」。我們既然要對學眾說法,不如擴大聞法的機會,讓一般寺院的徒弟們,能在兼顧常住的條件下,每月抽幾天來這裡,獲得聞思、修習佛法的機會。

  未來也並沒想到要如何「發展」,因為「人到無求品自高」,「發展」經常牽涉到「人」與「錢」。讀書人不好意思向人開口談錢;而建築與事業若太過龐大,勢必要為了撐持門面而安撫住眾,這樣一來,是否還能維持現在這樣嚴格教導的品質?不無可疑。

  後面一段,是筆者對台灣佛教大教團的發展,近距離觀察所產生的感觸。

  有一回黃夏年教授向筆者面授機宜云:「昭慧法師,有朝一日弘誓學院做大之後,……」筆者連忙打斷他的好意,告知:「我完全不想『做大』!」

  大教團的志業遠大,功德巍巍,但是人事、財務方面的憂苦也深。因此筆者一向無心將小小學團,擴展成為超級大教團。

  如今回顧起來,楊教授對筆者這番「現實考量」的回應,想必有點啼笑皆非。他應該是非常熱切地期待,佛教弘誓學院能成為「佛教陋俗改革」的革命基地吧!問與答實在很不對焦,但他依然敦厚地以「不變隨緣」四字勉勵筆者,期許筆者在既有原則「不變」的前提下,能夠「隨緣」發展弘誓法務,最起碼要隨順因緣,擴大「人間佛教」理念的影響力。

  回想這十五年前的一席晤談、一場演講與三番問答,筆者不禁對楊教授深為感佩!這樣一位對於佛教處境與發展趨勢,寄予高度關注及真心祝福的長者,不但注意到了筆者與性廣法師的學問特色與思想路線,同時也已洞察「人間佛教」發展的高度價值,以及它即將面對的強大障緣。特別是,對於「人間佛教」必然得面對的「性別」議題,他竟能在「眾咸視其驚世駭俗」的霧霾之中,見到無限可能的光明願景。

  不禁深深感佩他老人家見微知著的學問功力,仁厚處世的潔淨品格,以及無限包容而又充滿改革熱情的宗教情懷!

三、一席座談與會後餐敘

  當年十月,筆者到天津參加「弘一大師圓寂六十週年紀念會」,順道前往北京參訪,楊教授聞悉此事,遂熱心地向時任社科院宗教所副所長的張新鷹教授,推薦筆者前往演講。當時筆者還不認識張教授,張教授竟亦隨喜功德,安排筆者於10月18日到所演講,題目是「佛教界的女性運動──理論依據、行動策略與運動實效」。

  座談會由張副所長主持。在座談會結束前,他由感而發地表示:

  「今日的台灣佛教,或許就是明日的大陸佛教。

  會後楊教授宴請我們,並請社科院諸位教授作陪。席間大家極其真誠地交換彼此對於佛教的意見,學者們表達了對佛教僧伽自主性極大的重視,以及對於僧伽事務不便置喙的高度禮貌,但筆者反而強調:佛教僧伽應該自發地願意接受社會的監督與建言,以示自清之決心。這與「僧事僧決」是並不衝突,而且相輔相成的。「僧事僧決」並不神奇,那只是社團基本常識——每一團體的內部事務,本就應由每一團體的成員共同決策,但任何團體也有義務聽取外界的批判與建言,而不能用「自決」一語堵塞善諫之門,佛陀所制之戒律中,就有一些是回應居士或社會大眾的善諫乃至譏嫌。

  總的來說,這些學者顯然有一種作為中國知識份子強烈的憂患意識,無論是對於他們所研究的中國佛教,還是對於他們所置身其中的中國社會,都有高度的關切與愛護之情。

  特別是:中國社會無論是在政經局勢或思想文化方面,都已面臨劇烈的變動。相對於此,中國佛教的內部,似乎還極少人意會到:他們站在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上,應該做些什麼明確的思想改革或制度改革,期以復興教運?這讓護念佛教的學者不能不產生某種程度的焦慮感!

四、史家勘透歷史法則

  2003年2月7日,筆者在第61期《弘誓》雙月刊發表〈與法相應,求同存異〉一文,撰文緣起是:當時見到林建德居士撰文,將現代禪創辦人李元松老師「皈依印公導師座下」一事,直接向李老師發出咄咄逼人的質問。這讓筆者產生了很深的感慨,於是寫下了這篇長達9378字的回應。一方面陳述李老師皈依於導師座下且深受導師重視的始末,一方面剖析自己面對那些不入流的批印文章,為何完全「不予理會」的心路歷程──總的來說,「時間有限」就是筆者的罩門:

  印順導師可能要深深歎息他「生不逢時」吧!在他還「講得動、寫得動」的年代裡,所有批評他的看法都只流諸口耳相傳,不敢正式表諸文字,以資互作法義上的「無諍之辯」,總是深感遺憾。諷刺的是,到了「講不動、寫不動」的耄耋之年,他竟然「很巧」地開始面對著紛至沓來的批判文章(以下簡稱「批印」文章)。縱算他有再高深的「立破無礙」智慧,「講不動、寫不動」就是他的最大罩門。於是,緘默,成了老邁的他面對所有挑戰時,唯一的回應方式。

  然而,作為以「人間佛教,薪火相傳」自期的弟子門生,難道也可以保持緘默,而不為自己所服膺的真理作些辯白嗎?還有,作為一位有良知的佛教學者,難道忍心看著人多、勢眾、篇幅大的口水戰,淹沒了真理與實相嗎?而這樣的考量,就是江燦騰教授與筆者無法保持緘默的最大原因了。

  同樣的,縱然我們有再淵博的知識或「立破無礙」的智慧,也依然有我們的罩門——「時間有限」就是我們的罩門。江教授雖無暇回應,但基於研究台灣史的需要,還是會瀏覽相關群籍,至於筆者,面對那些冗長的「批印」文章,連閱讀都沒時間了,哪有可能一一回應呢?

  由於當時在台灣,反擊批印文章的,大抵只有筆者與江燦騰教授,性廣法師與林建德居士偶亦湊陣,因此最後筆者提醒林居士(以及任何一種意義下的「印順法師門下」),大可不必如此厚責現代禪過往對導師思想的質疑!何妨反省自己,在導師被批印人士圍勦之時,他們又作過什麼回應?更糟糕的是,面對佛教大是大非的時刻,這些「印順法師門下」所做的舉動,竟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恩師,推向歷史的險境。

  筆者歷年來以無比犀利的筆鋒,出手又快、又穩、又狠地反擊批印人士,那篇文章相形之下,真可說是「溫柔敦厚」到了極點。而其中數語,恰恰也為二十四年後,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而來勢洶洶的「批印」風暴,下了一個「預言」式的註腳──「『批印』文章,向來也只不過就是『口水大、篇幅多』而已,試問有哪一言哪一句,足以推翻『人間佛教』的正當性?

  令筆者深感意外的,是過了不久之後,楊教授竟然來函鼓勵云:

  同意您以沈默對待某些反對意見乃至攻擊的做法。從古今歷史看,雖然辯論是宣傳、擴大真理、影響範圍的重要手段,然而一種正確主張、理論的最終被人接受,並非是靠辯論取得的,而是靠它是否正確,能否說服人。

  從佛教的發展史就可以印證這點:中國隋唐八大宗派成立過程中,雖然也有辯論,然而無論哪一個宗派,都不是靠辯論才興盛於世的,是不同時期信徒自願選擇的結果。實際上它們都有存在的理由。在人文、社會學領域,在對社會現象、過程、規律的認識上,也似乎沒有一種絕對的、終極的真理;在宗教領域,也不可能以一種宗教、一種信仰形態來「統一」世人的信仰。

  然而爭論又絕對不可避免,這種爭論只能加深人們對事情本質、規律的認識,卻不能一勞永逸地結束真理。可以想像您事情繁多,每天十分勞累,非常理解您以沈默對待一些文章的做法。其實,在不少場合,最有力的聲音是「無言」,是維摩詰菩薩的不二法門。有時「揚湯止沸」達不到目的,以靜制動,以默止聲,反而是最佳的選擇。真擔心您的身體,請多多保重!

  此時回顧楊教授十四年前的大函,深感這番語重心長的勉語,實屬「史家勘透歷史法則」之至理名言。 而楊教授無論對傳統宗派或人間佛教,僧伽佛教或居士佛教,都不吝給予肯定,其原因正在於,他在「緣起」世間,業已洞察眾生的根性、角色或文化背景的差異,因此尊重佛教的多元發展,不喜將佛教路線「定於一尊」。

五、對印公思想貢獻的定位

  爾後筆者與楊教授一直保持互聯,並且幾度邀請他來台參加研討會,例如:2012年5月26、27日,舉辦的第十一屆「印順導師思想」學術會議,筆者特敦請楊教授蒞會,於開幕式中代表大陸學者致詞。楊教授於開幕式上特別指出:

  印順大師對中國佛教界的最大貢獻是提出系統的人間佛教的理論,並且在不同場合加以提倡……針對後期大乘中的將菩薩天神化的弊端,特別提倡「修學人間佛教——人菩薩行,以三心(按:大乘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見)為根本」,倡導在現實人間弘揚佛法,利樂眾生,造福於社會。

  人間佛教的理論,是推進佛教不斷適應社會發展的理論,既不是超脫佛教獨立特性的人文學說,也不是脫離傳統佛教宗派、學派之上的新興佛教教派理論。人間佛教雖然強調修持作為佛教基礎的「五乘共法」的人天乘,實踐與社會公德密切結合的五戒、十善等規範,積極參與改善社會人生的公益活動,然而同時要求修持以達到解脫為目的的聲聞、緣覺和菩薩三乘佛法,並且以達到圓滿成佛為最高修行目標。

  提出系統的「人間佛教」的理論、指出大乘不共的三心理論,這都是楊教授針對導師思想,所作「一針見血」的重點提撕。相對而言,將印公導師的「人間佛教」,視為一種欠缺宗教神聖性的人文學說(指控他「孤取人間」),指控他脫離傳統佛教宗派,試圖把他的思想當作新興佛教教派理論(指控他摧毀大乘佛教而講像似佛法),這都是偏離事實的羅織、栽贓。原來這位睿智的長者,早已於四年前發出忠告。不料四年之後,大陸竟然出現「批印」風暴,他們反覆呶呶指控印順導師的,正是四年前業已受到楊教授糾正的陳腔爛調!

  而在2016年底,「批印」風暴發生後,筆者立即邀集海峽兩岸學者與法師們,針對「批印」觀點予以駁謬,於《弘誓》雙月刊第145期(2017年2月)推出「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批印」風潮」專輯。紙本出版時段約在2月15日,然而楊教授於北京已先看到了電子版,乃於2月17日來函致意,認為這些批印者「似乎對中印佛教歷史與典籍未作深入瞭解」,「對人間佛教作片面評述」,並於函末表示:

  從未想到會對終生為研究、闡釋中國佛教作出重大貢獻的印順大師也作出那樣近於攻擊的批評。我不想多講了,但可以告訴您的是,他們和他們那樣的偏激的論斷並不反映大陸佛教界、學術界的主流看法和學風。

  由於當時大陸教界「批印」風暴甚熾,造謠、栽贓以煽動僧信二眾的民粹手法確乎奏效。這使得教界一般多採觀望態度,以免引火焚身。此時此刻,甚受教界敬重的藹藹長者,竟然遠從北京雪中送炭,格外令筆者銘感五內!

六、如父、如兄的盈滿溫情

  最難忘的共處時刻,是在2003年4月初。筆者特別向學校告假一週,於研討會結束後,陪同楊教授與張新鷹、王雷泉、鄧子美、宣方等大陸學者,以及來自天津河北區文化局的傅學軍局長、韓學香主任,南下台中華雨精舍拜會印順導師,然後往南投開拔,閒遊霧社青青草原,接著穿越合歡山,登上大禹嶺,切入中橫公路,邁進太魯閣國家公園,夜宿天祥晶華酒店,然後至靜思精舍拜會證嚴法師,至吉安鄉參訪花蓮慈濟園區,再從東海岸公路往南沿路攬勝,經台東、墾丁而返回學院。

  大家共乘遊覽車上,原本還有幾分拘謹,大概是不知怎麼與「不得歌舞觀聽」的僧人同樂吧!未料看來最為古板的楊教授,反倒打破了沉默,鼓勵大家歡唱歌謠,就這樣你一首歌,我一首歌,大家不知覺間放開了身段,唱得不亦樂乎。

  這趟旅程,等於繞了大半個台灣,而筆者也就在全程奉陪,拜會、攬勝的那幾天,與這些可敬、可愛的大陸學者朝夕相處,建立了深厚的法誼與友情。

  爾後,與楊教授還有幾度在大陸或台灣的學術場合碰頭,他總是在「一回相見一回老」的輕喟聲中,帶來如父、如兄的盈滿溫情!故此於楊教授八秩壽慶紀念集出版前夕,叨絮這段跨海峽兩岸、跨學問領域、跨僧俗隔閡的盈滿溫情,用資祝禱仁厚、睿智的曾公長者為法住世,福增無量,壽比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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