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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誕放假運動始末(上)——運動背景、決策考量、運動過程與運動成效

釋昭慧(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 前言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廿七日,筆者南下高雄,應法印講堂住持見岸法師之邀,作了一場演講:「佛誕放假運動始末」,當時佛誕放假運動結束未久,一切都印象猶新,以一介當事人立場來陳述運動始末,非常真切而感人,因此受到很好的迴響。該次演講的內容,事後由蔡惠如、江幸珍整理而成講記,傳送電子檔給筆者潤稿。第一階段修訂於八十八年八月六日,時筆者正在暑期禁足中。由於事忙,修訂不到六分之一,竟然就此擱置,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直至去(九十六)年十二月,因中國佛教會上淨下良理事長以公文指示筆者:於七月十二至十三日,在中國佛教會舉辦的「兩岸佛教慈善論壇暨教團、教理、教史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這才在演講過後整整九年(九十七年六月廿七日),重行點出該篇講記的電子檔而作改寫。

        由講記而改寫為論文並不容易。由於個人身歷其境且主導運動,這使得本文的字裡行間,帶著很深厚的「革命感情」,而且經常快人快語。這雖是從事社會運動者身上容易看到的人格特質,但行諸文字時,難免與一般四平八穩而強調「價值中立」的學術論文,風格大不相同。因此它雖屬於質性研究報告,卻不是由第三者依事件始末而作觀察、分析、詮釋的學術論文,而是發起運動的當事人本身,在事件結束後的當年度中,印象猶新之時即追憶事件始末,並予以分析、評述的報導文章。

        在講記中,有一段筆者在該場演講開始時的自白如下:

        由於這半年來,整個運動節奏非常地迅速,工作像潮水一般地湧來,每天都有新的變化,心臟無力一點的人可能都會吃不消,這從《弘誓院訊》近兩期「活動看板」(作者按:指《弘誓雙月刊》第三十八、三十九期)洋洋灑灑的紀錄,也可以窺其端倪。但是現在回顧一下,感覺宛如「明日黃花」,有些事似乎就不太須要再提了,所以我剛才臨上台前,趕快把一些比較重要的,關鍵性的事項做了一點筆記。」由此可知,本篇所述雖然看來非常詳盡,事實上也只是運動過程中「比較重要的,關鍵性的事項」而已。

        作為佛誕放假運動主事者,在事隔九年之後重讀講記內容,當然較諸演講當日,更有「明日黃花」之慨。許多在運動過程中,佛教界與政壇的互動、行政部門的決策變化、立法部門的各方角力,都有著非常曲折複雜的過程。由於某些內容,涉及教內與政壇當事人的敏感度,因此這些事情不可能在當日媒體與其他文獻中留下紙本紀錄,卻因筆者在運動剛剛結束而記憶猶新之時的一場演講,而悉數保留了下來。即連作為運動主事者的筆者,在復習到這些內容時,對許多相關陳述,竟然完全感到陌生,幾與第三者無異;有的在演講時談述某個過程,為了保留對方餘地,而沒指名道姓的當事人,事隔九年,如今連筆者也想不起來是哪一位。

        因此透過講記而整理出來的本篇論文,容或欠缺「對該項運動保持距離」及「對該項運動持反對意見」人士的觀察與評論角度,而只呈現了運動主事者片面的回顧與觀點,然而佛誕放假運動,作為當代佛教一項重要而成功的社會運動,本文依然具足了「第一手史料彙整」與「主事者以第一人稱追述事件」的歷史意義。更且吾人可以藉此回顧運動過程以及官方決策,從而對當代台灣的佛教生態與政教關係,有著深刻的同情與理解,並且鑑往知來,共同思索:如何建構佛教適切的應世態度與政教關係?

        以下即循事漸進,敘述佛誕放假運動的環境背景、發起運動的決策考量、教內教外的支持與反對力量、運動發展過程、運動瓶頸與各方助力、行政部門的決策過程、立法部門的政治角力與交涉過程、宗教節日政策的後續進展。此中,在佛誕放假運動結束後,宗教節日政策的後續進展與筆者個人的回應,因為延續了前後五年之久,演講當日尚未及見,自是原版講記之所欠缺,這部分是筆者依後續的媒體報導與筆者所擬公函,以及《弘誓雙月刊》「活動看板」之報導,所作的補充敘述。由於事情整個過程都發生在台灣,因此本文採民國紀年。

        演講之末,筆者依運動主事者的角色,對自己在從事社會運動過程中的心境與成長,作了一項非常「個人」的敘述。由於這些內容,假以時日依然可能成為可供參考的史料,因此筆者還是保留了該段演講的內容,作為本篇論文的結語。

二、 佛誕放假運動發起背景

        在追溯一九九九年「佛誕放假運動」的發生與演變之前,先談筆者為什麼會發起「佛誕放假運動」?

        其實就佛教徒而言,多一天假日,少一天假日,並不是那麼重要的事;至於說對特殊節日的執著,很像也不是佛教徒所在意的問題;就連浴佛節慶典,也是「多元化」而各行其是,相安無事的——從北傳的農曆四月初八、南傳衛塞節的陽曆五月圓日,到台灣的陽曆四月八日(受日本殖民文化影響,所有的農曆節日都改成陽曆來慶祝)。還有,許多寺院由於避免非假日很多信徒不能來參加,紛紛彈性調整浴佛法會時間,改成農曆四月初八之前的某個星期天。

        由佛教面對「多元化」佛誕的態度,這使得佛教並不是那麼介意有沒有所謂的「佛誕假日」,筆者也同樣如此。但是為什麼會發起這個運動呢?其中原委如下:

(一) 轉戾點在觀音事件

        學佛以後,筆者注意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耶誕節,被名為「行憲紀念日」,全國放假一天。筆者並不相信它是為了「行憲」而放假的,證諸國際,從來就沒有哪個國家,會因「行憲」而放假。原本佛教徒量大福大,不會對著這一個特殊假日的公平性而呶呶不休。一直到民國八十二、八十三年間「觀音像事件」爆發,筆者對這一天有了新的感受!

        當時台北市七號公園,也就是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有一尊銅鑄的「祈安觀音」聖像,那是楊英風先生的作品,是明光法師所住持的大雄精舍,籌資造像並矗立在那裡的,已經供奉了將近十年。由於這個地方是公園預定地,市府徵收該地之時,民宅紛被拆除,但是那尊觀音像,由於許多居民希望保留下來,當作公園景觀的一部分;還有一些信徒,常常去那裡瞻禮觀音,也已經成為生活中的習慣了。

        原先要建立這尊觀音聖像時,就已有許多基督徒暗中阻撓,如今更是將大安森林公園,視作他們未來傳教的最佳地點,唯恐這尊他們口中的「撒旦」留在該地礙眼,於是全面抹黑、傷害,甚至發動臺灣各地的基督徒聯署,紛紛投書媒體,打電話給市政府與民意代表,並透過基督徒立委、議員向台北市政府施壓,必欲除之而後快!在一個夜黑風高,四下無人的深夜,瘋狂的仇佛信徒竟然潑灑糞尿、硫酸在這尊觀音像的身上!

        這一波又一波的宣傳攻勢非常凌厲,強調這是「違建」、「違法」,透過無遠弗屆的媒體傳播出去。相對而言,佛教這頭則顯得相當弱勢,明光法師只有「挨打」的份兒,面對一切誣衊與誤解,百口莫辯。起先連筆者也信以為真(所以佛教界、佛教徒倘若只從媒體來了解佛教的動態,有時候是很吃虧,也很危險的),到後來明光法師找上筆者。了解實際情形以後,筆者對觀音聖像的處境開始予以關注,並且對當地佛弟子的心情產生了很大的同情!

        特別是潑灑糞尿與硫酸的惡行,給筆者很深的刺激!筆者認為:這樣一種對異教聖像肆意摧殘的心態,如果不加以矯正,後果將不堪設想!下一個受害者,可能會是中正公園觀音像,再來就是彰化大佛,全台灣公共場合的佛像都有可能受到摧毀。這種惡行、暴行,一定要加以譴責與制止!在這樣的考量之下,筆者義無反顧,全力投入了「護觀音」的行列。

        在投入的過程中,由於筆者幾度在公開場合與相關反佛人士唇劍舌槍一番,這些基督徒因此較不太敢再強調觀音聖像是「違法、違建」,而更改訴求的重點為「宗教平等」。一講「宗教平等」,就激起了筆者的腦力,腦力一激盪!就想起許多「對佛教不平等」的反證:「講平等?貴教的特權可多著呢!」

        八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新生南路紅磚道上舉行「觀音不要走」大集會,筆者特別公開挑明:

        如果要論「宗教平等」,那就太好了!我們來評評理:在台灣,到底哪一個宗教是居於特權的地位?誰敢講他的宗教沒有受到特權的照顧?比如行憲紀念日,全世界沒有國家是為「行憲」而放假的,只有「中華民國在台灣」才有。這一天到底為誰而放?我們心知肚明——它是為耶誕而放!如果再談「宗教平等」,我們一定要呼籲政府:立刻取消「行憲紀念日」放假!

        後來在台北市議會公聽會上,筆者也是如此與那些對立意見的學者辯論。從這以後,對方就不再敢以「宗教平等」為理由;吊詭的是,此時開始在報端出現了一些「居民抗議留住觀音」的廣告,特定宗教團體的操作痕跡相當明顯。

        三月十九日,市府即將開拆觀音聖像,祈安觀音危在旦夕,時任立法委員的林正杰居士與本人,終於坐上了新生南路的紅磚步道,展開了為期六天的絕食抗爭行動。這項行動引發了全國社會的震撼與同情,全國佛教僧俗二眾的團結與支持,於是,祈安觀音轉危為安,在黃大洲市長與星雲大師的共同見證之下,祈安觀音終於留在大安森林公園,成為筆者一向所述「共願可以轉去共業」的最佳見證。

        自從觀音像事件以後,筆者就很注意有關「行憲紀念日」的問題。如果說,後來筆者會呼籲全國民眾,共同注意這個「宗教特權」的問題,真也只能說是「如是因,如是果」了!

(二) 週休二日放假的決策變更
    
        民國八十六年,人事行政局宣布:將於八十七年開始,實施隔週休二日制,並將一些原訂假日「調移放假」於週六假日(換言之,也就是取消放假)。筆者密切注意它要取消掉哪些紀念日的假期,等著看政府會怎樣看待「行憲紀念日」。果然還算滿意,它把行憲紀念日也「調移放假」,那麼當天應該就是不放假的!

        這樣安排是有道理的,連孔子誕、光復節、國父與蔣公誕辰等等都取消了假日,行憲紀念日有什麼理由可以還維持其為「假日」?可是當時就有些基督徒醞釀要敗部復活,把它爭取成為假日。筆者在他們的刊物上看到這種聲音,後來也聽記者告訴筆者:他們團結一致,聯署向政府要求放假。但是他們也深知這種訴求沒有正當性,所以所有動作都鴉子划水,極為低調而機密,外界幾無所悉。

        過了不久,果然媒體放出消息,有人認為「行憲紀念日」應恢復放假。為了這個議題,在媒體上還曾經有過辯論。那個辯論筆者並沒參加,但大體而言「放假論」並沒有得到民間的認同。所以,行憲紀念日顯然並不被民間認定其放假的正當性。而且大家心照不宣,大體知道那是「為何而放?為誰而放?」也就更不樂意這種宗教特權的存在了。

        轉眼就又到了民國八十七年十月間,那時筆者正好到大陸與香港探親兼演講。回台以後,大約是在十一月間,翻閱一本法律雜誌《另眼新聞》,每一期它都會羅列近期總統府或行政院所公布的法令表,當期的那張新法令表,其中「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的修正法案,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原來,絲毫不比其他節慶重要的行憲紀念日,在其他節日紛紛取消放假之後,依然被排定為「放假日」。筆者一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小氣的人,其他宗教各方面擁有特權,筆者也不會很介意,但是,觀音像事件發生之後,情形就不一樣了。原因是,這些宗教人士連一尊五坪地大的觀音像都容不下,那麼數十年來逢「行憲紀念日」必定放假的耶誕特權,怎麼可能讓人不感覺格外刺目!

        要知道:在台灣,基督徒只有百分之三點五左右的人口,但是由於二十世紀西方政經強勢的因素,以及蔣家在台灣政壇的勢力,使得基督徒長期以來,佔了政壇與學界中,多數而且重要的地位。這是台灣政治的特有現象:少數族群的人在統治多數族群。他們以中產階級為主,有很大的優越感,再加上教義的排他性,所以固然裡面有許多朋友,是筆者非常尊重而人格高潔、心性仁慈的神父、牧師、修士、修女,但是總體來說,基督徒給台灣人民的印象,還是既排他而又有優越感的。近二十餘年來,台灣的佛教復興,本土化運動又使本土宗教抬頭,衝擊著外來性格明顯的基督宗教,於是到八○年代以後,基督宗教的信仰人口不增反減。

        由於信徒人數銳減,難免產生信仰危機,所以有的教會曾發起「二○○○年福音運動」,訂出十年內信徒達二百萬,教會達一萬間的目標。 他們推動聖經中的「千禧年」名詞與觀念,成功到連很多佛教徒當時舉辦活動,竟然也用「慶祝千禧」的名詞,這可見得其宣教的促銷術相當成功!遠在發起佛誕放假運動之前,教會已經特意擴大耶誕慶典,在許多縣市與地方政府合辦「平安夜」,要在台灣「移風易俗」,甚至透過媒體轉播,特意營造一個非常強大的「歡慶聖誕」氣息。

        要知道:一個節日被訂為假日,它確實是可以經過炒作而帶動民間歡樂氣氛的,久而久之,它就會變成民俗的一部分。所以基督教友的努力,確實看到了成果,台灣人民果然開始張燈結綵來「歡慶聖誕」。值得人們敬佩的是:他們積極而用心,確實達到了「移風易俗」的效果。

        但是反觀佛教,筆者不免產生了危機感!想想看:佛誕,不要說是台灣人民沒有感覺,就連許多佛教徒,都不知道它是哪一天呢!農曆四月初八日,只有那些不用上班的家庭主婦與老人家才能參加,那麼,佛陀——我們的教主,我們最尊敬的本師,他的生日豈不早就已被台灣人民悄悄遺忘了?

        以台灣宗教而言,精神上,佛教的因果報應觀念,佛菩薩的慈悲聖德,幾乎已溶入了漢民族的心靈。但是曾幾何時,由於政策的偏頗,竟然連境內最大宗教的佛誕,大家都不再熟悉,少數人口信仰的耶誕,反而經過特意炒作而大行其道!筆者從這裡看到了政治力量的可怕!所以對於「行憲紀念日」這天有沒有放假,筆者變得非常注意。

        也因此,話說回來,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間,當筆者看到《另眼新聞》刊載的「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假日忽然間又加入了「行憲紀念日」,有著說不出的驚奇,也簡直不敢置信!筆者深怕自己看錯了,連忙打電話到行政院(時蕭萬長先生擔任行政院長),詢問一位佛教徒官員,消息來源是否可靠?他向筆者確認:不錯,確實已從不放假的原始決策,改變為行憲放假。

        筆者說:「怎麼可以放假呢?什麼理由呢?」

        他大概也很為難,只好向筆者說:「順應國際潮流啦!世界各國都有放假,我們也沒有理由不放假的。」

        很不幸的,他這句話從此被筆者抓為話柄,筆者可就扣住他說的「順應國際潮流」來質疑了:「順應國際潮流」,可見得就不是為了「行憲」;「行憲」放假,可就不是「國際潮流」;「國際潮流」,一定就是「耶誕」!

        當時筆者立即反問他:「難道你們在更改這個法令時,沒有想到佛教徒的心情嗎?」他說:「啊!這是國際潮流,與宗教無關!」想來人在官場,也沒有說真心話的自由,筆者非常體諒他!

        電話切斷以後——恕筆者沒有修養!從那以後,筆者經常想到此事,就坐不穩,站不牢。晚上只要一想到,就氣得睡不著覺。太豈有此理了!這是什麼時代了?還搞這一套宗教特權,視本土宗教廣大民眾如無物!

        追究起來,即使是中華民國正式「行憲」,也並非這一天。從中學以來,歷史教科書就告訴我們: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制定憲法完畢,三十六年元旦正式行憲。這樣,要訂「行憲紀念日」的假期,也輪不到「耶誕」陳倉暗渡,而應訂在元旦。

        更何況,這部「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早已被七折八扣!早先是戒嚴時代,根本就以戒嚴法替代憲法。等到解嚴以後,一次又一次的國民大會,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很多在野人士則認為:這部憲法不應再修,而應重新制憲。再加上中國大陸政權壓根兒不承認中華民國為一政治實體……。這部憲法,已儼然成為「爹不疼、娘不愛」的東西,除了藍營的「孤臣孽子」之外,早已沒有幾個人心存憲法,這樣缺乏共識的憲法,還有什麼好慶祝的?

        再者,「行憲」也沒有理由好拿來慶祝放假!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立憲,可沒有哪個國家是「行憲紀念日」放假的。顯然那是在過去蔣家政權的時代,由於總統夫人蔣宋美齡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政府高層處心積慮為「耶誕放假」找機會,為了怕其他宗教會吵吵鬧鬧,要求同等待遇,於是在精心設計下,悄悄改寫歷史,將元旦「行憲」的日子提前一週,為耶誕先行「量身打造」了個掛羊頭賣狗肉的「行憲紀念日」,然後在國人不注意的情況之下,讓那一天變成了假日。
後來筆者更是從天主教內部刊物 知悉:耶誕放假,這是民國四十年代,于斌樞機主教向政府提議而促成的。

敬啟

(三) 假日不應由上位恩賜

        這種障眼法,相信佛教界不會看不出來,但那是其他宗教受到嚴格管束的時代,大環境對佛教不利,佛教受到政權在各方面的微妙壓制。出家人不准在電視鏡頭中或校園裡出現,宗教法規對佛道二教有著諸多不合理而不平等的監管。像這些事,攸關佛教重大權益,尚且無法據理力爭,宗教節日的特權,相形之下反而只是「小事」一樁,看在大多數長老法師們的眼裡,縱使不以為然,也只有識趣噤聲一途。

        三十多年前,一些中國佛教會長老法師,就已爭取「佛誕放假」的對等待遇,但是政府還是以「其他宗教可能會說話」為由,三兩下太極拳撥了回去,一點也不予理會。

        那畢竟是個戒嚴時代,有些法令不公不義,人民也就只好算了!然而這時已邁入解嚴以後的民主時代,不應姑息特權法規。因此筆者爾後在佛誕放假運動過程中,常常在公開場合激發民眾的運動熱情,告訴他們:

        假日,不應是上位者對人民的一種恩賜,而應是一種人民集體意志的呈現!一個中央政府的行政機關,憑什麼如此鹵莽滅裂地,硬塞一個與人民壓根兒無關的假日給我們?更何況這個假日,還不見得符合執政者所吹噓的「本土化」潮流呢!

        後來,當筆者發起「佛誕放假」運動,政府官員又打太極拳,告訴吾人:「行憲紀念日放假」是「順應國際潮流」。這時筆者立即告訴他們:

        請注意!這不是國際潮流,這是西方殖民傳統!在亞洲,只要被殖民過的國家,幾乎都有耶誕放假,那就是殖民遺痕,是西方列強在亞洲國家,施展他們的武裝暴力時,所留下來的文化痕跡!

        這樣的法令,是不公不義的法令,它的處理程序也有重大瑕疵!照理說,當年十月間即使法令修改了,也應是從第二年開始實施,為什麼當年十月直下宣布,當年度的十二月就可以立刻開始實施「行憲紀念日放假」?中華民國政府的辦事效率,什麼時候這麼「超速」?對此,筆者一直心頭納悶。
當時輿論一片罵聲,工商界也非常反彈,可是就此不了了之!反正政府也已「吃了秤錘鐵了心」,任誰反對都沒有用,「行憲」就是要放假!台灣人民也很乖順,就這麼無奈地接受下來了。

三、發起運動之決策考量

(一) 不是退心,而是擔心

        筆者於是思維:自己該做些什麼?可是老實說,自己生活非常忙碌——又教書,又寫作,兼而領導僧學團,三不五時還有一些護教與社會關懷事件要出面處理。生活中的時段業已飽和,好像已經塞不進一個「運動」的時間,更何況這勢將是動員全佛教界的龐大運動呢!十年來從事各種社會運動,深知每掀起一項運動,都會讓人幾乎折掉半條命!這種忙碌的張力,若不身歷其境,簡直讓人無法想像。

        所以筆者是「擔心」,而不是「退心」,筆者擔心的是:時間非常有限。筆者常試問自己:「一旦為此事而發起運動,我負荷得了這樣一個運動的工作量嗎?」所以好幾個晚上想來想去,想到睡著。該怎麼發動它?該用什麼樣的主題訴求?甚至每一個步驟該怎麼策劃?筆者都已經「胸有成竹」了,可就還是不敢開始發起這樣的一個運動——「佛誕放假運動」。

(二) 運動訴求之隱藏意義

        說到這裡,筆者補充一下:為什麼會建議運動的訴求是「佛誕放假」,而不是「耶誕取消放假」?因為筆者想到:在民國八十三年的觀音像事件中,基督教的失敗,就在於他們「一定要拆掉觀音像」。既成的事實要把它打破,這是比較困難的。筆者如果提倡「耶誕取消放假」,雖然正當性比基督教驅逐觀音像來得更高(因為「觀音」不祇是佛教的精神象徵,而且已有本土庶民文化象徵的意義),但是一來、基督徒絕對會卯盡全力來對付我們;二來我們那些「心量廣大」的佛教徒搞不好也不會認同,甚至還會認為筆者是一個「小氣鬼」,這樣反將削弱了教內的團結力量。

        筆者認為:既得利益比較不容易打破,但是要凸顯既得利益的不合理,就容易得多了,因此筆者決定提倡「佛誕也放假」——因此設定的主題與標語就是:「佛誕放假,耶誕放假;佛誕耶誕,統統放假。」一來這個訴求最起碼可以凸顯現行節日實施辦法的不合理,讓台灣人民重新注意這個法規的荒謬性。二來「佛誕放假」的訴求,也可以激發起有良知的佛教徒之團結意識;群眾力量一旦凝聚出來,我們才有與政府談判而拒絕它「打太極拳」的籌碼。

        像這些運動策略與步驟,都已經設想好了,連這些策略與步驟所能達成的效果,也都已經預估出來了(事後回想:自己的預估果然很準),可就是顧慮自己的時間有限,而不敢輕易發動。

(三) 機會難得,稍縱即逝!

        但是,此時再不發動,時機可就會錯過了!原因是:第一、台灣人民很健忘,那時才剛開始實施週休二日制,而政府居然宣布「行憲紀念日放假」,民眾都覺得實無必要,工商界也很反彈。所以,那時發起佛誕放假運動,訴求比較容易獲得同情;如果再過個五年、十年,台灣人民搞不好都會覺得「行憲紀念日本來就應該放假」。所以,如果太晚發起這個運動,時間對佛教是不利的。

        第二、後年(民國八十九年)台灣將舉行總統大選,在大選前,政治人物必定會努力爭取佛教徒的選票,因此這個運動訴求,可以用佛教民意做為談判的籌碼,但是如果等到選後,再跟他們講「佛誕放假」,他們很可能會不理不睬。所以思前想後,衡量時機,覺得機會稍縱即逝,再不發起,筆者會寢食難安。

(四) 在觀音鄉,提倡「觀音日」

        在這之前,民國八十七年十月間,筆者居住的桃園縣觀音鄉,鄉長郭榮宗先生伉儷 有一天造訪。在談話中,筆者提及「只有耶誕放假」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問題,郭鄉長聽了,對「提倡佛誕放假」深表認同,於是進一步問:他能做些什麼。筆者於是建議:觀音鄉跟觀音菩薩很有緣,也許可以將二月十九日觀音誕,當作代表觀音鄉的紀念日「觀音日」。因為觀音信仰已不祇屬於佛教,也是民間廣大信仰的象徵;不但佛教徒,連一貫道、民間信仰,都會對此節日產生共識。

        郭鄉長相當贊成這個點子。至於它的內涵,筆者提議:觀音菩薩代表「慈悲」的特德,「觀音日」也可以叫做「慈悲日」。我們可以共同舉辦有意義的活動,例如:舉辦園遊會、義賣會,在慶典中募款,捐助鰥寡孤獨廢疾者,或是發動鄉親做社區服務。在活動中呈顯「慈悲」的意義,然後慢慢推廣,逐步取得國人的認同。

        郭鄉長當下立刻說:「那就把觀音鄉運動會調移到二月十九日,這樣就可以在『觀音日』讓學校彈性放假一天了!」雖然觀音日的政策隨著他任滿而沒有持續,但是郭鄉長的熱忱,還是令筆者非常感動!

(五) 整裝已畢,終於出發

        但那還只是鄉裡而非全國性的運動,因此只能稱之為「暖身運動」。筆者內心繼續醞釀,等待時機,準備發起一場全國性的「佛誕放假運動」。直到第二年(民國八十八年)國曆二月初,農曆春節前,在某一因緣下,筆者與新莊佛教圖書館住持自圓法師碰面,向他提起「佛誕放假運動」的理念,自圓法師極為認同。於是筆者進一步提議,兩人不妨各自找幾位認識的長老、法師,來開一次籌備會議。於是在自圓法師的熱情襄助下,二月八日(農曆十二月廿三日歲末),第一次籌備會議在新莊佛教圖書館熱熱鬧鬧地召開;也可以說,筆者心理上長期蘊釀的「整裝已畢」,我們終於上路了!

        很難得的是,我們邀請到了中華佛寺協會理事長淨良長老(現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出席第一次籌備會議。長老也是台北縣市佛教會的創會理事長。此外還有慧日講堂住持如虛長老。兩位長老一向非常護教,像觀音像事件,他們都不理會教內的各種雜音。如虛長老在筆者絕食護觀音時,天天前來陪同靜坐;更可貴的是,淨良長老作為教會領袖,無視於教會包袱與黨政官員的人情壓力,幾度來到絕食靜坐現場,給予公開演講的精神鼓舞與財力支持。因此我們敬邀兩位長老列席指導。

        第一次籌備會議,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並且決議:先想好運動策略,並由筆者撰擬企劃案。 筆者當時提出的運動策略是:

        第一步:尋求教內連署。先找教會領袖與德高望重的諸山長老,趕在農曆新年前連署。有了他們的背書,比較具足公信力。其次在新年當中,到各大型道場去請信徒連署。接著利用北中南各教會的新年團拜,爭取由佛誕放假運動發起成員到會說明。凡此種種教內力量之結集,一定要先獲得教會領袖的認同與支持。這是第一步策略。

        第二步:尋求社會菁英、政治人物的簽署支持,特別是拜會明(民國八十九年,西元二○○○)年總統大選候選人,請他們表態支持。

        第三步:舉辦「佛誕放假促進會」成立大會,結合教界眾人的力量,合作推動佛誕放假。

        筆者於會中建議:將佛誕取名為「慈悲日」。為什麼要叫「慈悲日」呢?因為耶誕戴了一個帽子,叫作「行憲紀念日」,現在佛誕也不妨戴一個帽子,那個帽子叫作「慈悲」。而且這個帽子更符合佛陀的精神,它也具足跨宗教的社會意義,而不只是宗教意義。我們希望定位佛誕放假運動為全民參與的運動,而不祇是佛教運動。當時我們甚至還與屠宰業公會達成共識:全國禁屠三天,讓動物在這三天之中,免於死亡的痛苦;配合這三天的禁屠,我們期望呼籲全民「三日素食齋心」。我們也希望佛教界在浴佛大典上,鼓勵慈善樂捐,捐給社會福利與急難救助的團體。

        自此以後,佛教弘誓學院於年年浴佛節法會上,都宣佈將浴佛法會捐獻所得,扣除法會開銷之後,全數捐贈作觀音鄉的慈善公益基金。今(九十七)年則由於五月間發生緬甸熱帶風暴,因此宣佈:轉捐法會善款作緬甸救災之用。

        當天在籌備會上,淨良長老推舉筆者當執行長,但是筆者覺得不太合適,因為筆者的形象在教界被認為是「激進派」(其實筆者自認為不是)。「佛誕放假」的訴求不像護觀音事件,在教界曾出現不贊成為護觀音而抗爭的聲音;但要求佛誕比照耶誕放假,這在教界應是天經地義,不應再有爭議(事後發現這種判斷錯誤,教界依然出現反對聲音,只是不敢干犯眾怒,所以較為收斂)。因此執行長應該要由形象比較溫和的人來擔任,好讓「保守派」佛弟子願意投入。所以筆者極力推薦淨耀法師當執行長,自己則接下促進會發言人與新聞組長的任務。加上幾位年輕法師一同合作,「佛誕放假促進會」就這樣展開了運作。

四、 結合教界支持力量

        筆者於會中提到:促進會對外一定要先守口如瓶,一定要在教內先整合好,然後再對外公佈,以免打草驚蛇。這是因為,就筆者在歷次護教事件的經驗來看,如果佛教本身口徑不一致,那些仇佛、反佛的學者、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就會講一些尖酸刻薄的風涼話,這會對運動形成重大打擊。但是如果佛教界團結而口徑一致,那麼社會人士就不敢小覷,最起碼,擔心退報運動的媒體就不太敢批其逆鱗,跟著反對者的言論起舞。因此先在教內作好整合工作是很重要的。

        於是我們先不對媒體發布新聞,鴨子划水地進行運作,等到聲勢浩大後,再行召開記者會。我們計畫:最好的發布新聞時機是浴佛大典,因為每年國曆四月八日,各地方佛教會都會舉行浴佛大典,如果有幾萬名信眾參加,展現出聲勢、力量,在那之前才召開記者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這個議題拋出來,必然會造成不小的震撼。

        於是我們先各自分頭找諸山長老連署。這部分進行得非常順利。

        最讓筆者感動、高興的,就是印順導師的簽署。二月十二日,筆者到華雨精舍向導師辭歲,之前已先寄些資料給導師過目,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那天導師一看到筆者,立刻跟筆者說他「贊同」,並且還特別把那篇〈佛誕放假面面觀〉拿出來,告訴筆者,有幾個地方可以修改一下。 隔天上午,導師就掛著老花眼鏡正式連署。性廣法師將這個歷史性的珍貴畫面拍攝了下來。這是為了向毀謗者宣告:「有照片為證,你們不可再製造『偽造文書』的謠言。」 

        諸山長老也紛紛連署,淨良長老當然不用說,他是從頭至尾關切運動進度並給予大力支持的長輩。其他教界敬重的大老如: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悟明長老、現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前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了中長老、法鼓山領導人聖嚴長老 、高雄市佛教會前理事長開證長老、菩妙長老、現任理事長會本法師,持律高僧道海長老、淨土宗高僧妙蓮長老。還有打自筆者於民國七十七年從事護教運動,就一路支持到底的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領袖創辦人星雲大師,他不但二話不說親自連署,還找了時任佛光山宗長的心定和尚與慈惠長老尼一起連署,並且立刻用限時掛號信將連署書寄了回來。所以基本上,這次運動當中,諸山長老及教界領袖,確實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氣勢。

        本來,筆者想醞釀等到更多簽署以後再行公佈,可是計畫趕不上變化。原來二月廿日,大年初五,高雄市佛教會有一場諸山長老法師雲集的團拜盛會,理事長會本法師要筆者到會說明。不意謝長廷市長竟然到來,大批記者也跟著過來。筆者趁此機會,趕快把「佛誕放假」簽署表拿給謝市長簽署。他可能連看都還沒看清楚內容,但也只好微笑著連署下去。 這樣一來,佛誕放假運動就提前在媒體上曝光了。可是提早曝光的效果,比筆者意料中的要好得多。畢竟耶誕長久以來獨享放假特權,即使是沒有宗教信仰的第三者,也會認為這確實違反了公平原則,而體諒佛教界的不平之鳴。
    
        很慶幸的是,在整個運動過程中,筆者一再對外強調,佛教非常團結(雖然其實也不是那麼團結,下詳),也談到佛教徒的連署非常踴躍(雖然其實也還是不夠踴躍)。最起碼,諸山長老的連署名單亮出來可就不假,這次也還真的是佛教界前所未有的大團結。所以第一步對內整合以尋求團結的策略,基本上是對的。

五、 擔任發言人之形勢考量

        再者,筆者自願擔任發言人,這個策略也是對的。當時筆者自願擔任發言人,這可不是「大頭病」發作,事實上敝人也不需要靠這個職銜來出名。之所以自願擔任發言人,實在是因為,筆者向來予人「強悍」而又「辯才無礙」的印象,這樣會有一點壓陣和警告的作用,讓那些反佛的學者與社會人士在意圖攻擊此一運動時,會考慮到他們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猶記得當(民國八十八)年元旦之時,在中國時報有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瞿海源教授發表過一篇文章,說佛教界的迎佛牙與迎玄奘舍利是拜物主義,批評政治人物沒有政教分際,不應該到這樣的場合來。筆者看了頗不以為然。一來禮敬佛陀或高僧舍利,只是睹物思人,見賢思齊,而談不上是「拜物」,這是對佛教非常輕藐而又外行、不公道的評價,二來,確實佛教慶典大可不必找政治人物出席而奉若上賓,好像他們的到來能令「蓬蓽生輝」一般。但是,政治人物有他們的選票考量,有親民愛民的形象訴求,人多的地方,他們就會聚集過來。因此出現在佛教慶典場合是很正常的。

        而且在那十餘年間,佛教的社會力量變大了。早先在蔣政權時代,佛教在政壇受到打壓,高官紛紛信基督教來標榜身份地位;如今反倒是有許多學者文人、高官民代紛紛表態學佛。這顯然是因為民主社會票票等值,他們不能不重視佛教徒的選票。所以政治人物勤跑佛教慶典,在筆者來看,就只是佛教在台灣社會實力展現的忠實反映,如此而已。瞿海源的批評,是偏頗不公而敵視佛教的。

        當時筆者立即寫了一篇回應文〈學者豈能有雙重標準?〉對他的所謂「政教分際」之論提出質疑,大意是說:柯林頓到教堂為緋聞案懺悔,發言時引用聖經,還有歐美很多政治人物,都會在宗教慶典時來到教堂,這哪是什麼政教分際?為什麼你用自己那一套「政教分際」版本,拿來打壓本土的佛、道二教?對佛、道二教言論特別嚴苛,對其他宗教就輕輕放過?這豈不是雙重標準?若要講政教分際,那請問:行憲紀念日放假,裡面就大有文章,你為什麼不敢說話?

        文章刊出以後,瞿海源並沒有回應。我發現許多反佛學者,分明就是「軟土深掘」。看到筆者還算客氣,但對其他出家人可就不客氣了。因此筆者自願當發言人,就是這個作用——當一尊「門神」,讓反佛學者想想,以不公言論來打壓佛教,得要付出代價。

        筆者一向在言論上的「戰力」,果真讓他們忌憚三分,因此不太敢具名表達反對意見,以免在被筆者反駁時自討沒趣。所以這次運動的媒體戰非常地成功,記者在電子媒體或平面媒體上的新聞報導與時事評論,都是以同情我們的居多;投書反對的,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人;那些在社會上有某種頭銜的人,這次可都很珍惜羽毛,不敢寫文章來反對我們。

        再者,基督徒這次不像觀音像事件中,大量站出來具名,堅持趕走觀音聖像,因為他們也知道,這回他們已經沒有立場講話。他們是既得利益者,獨享聖誕假日長達五十年,而我們只是指出此一事實,並沒有要求取消耶誕放假。所以雖然還是難免有些對本次運動或筆者個人反感或漫罵的言論,出現在報端與網站,但已經算是很節制的。

        媒體的呈現,筆者覺得還大致滿意。內行看門道,那些讀者投書,如果是知名學者寫的,對我們的殺傷力就比較大,至於劉某某、李某某等從未在報端見過其言論文章的人投書,對我們的殺傷力就比較小。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媒體提早曝光,但是對佛教並沒有構成殺傷力。

        《新台灣周刊》發行人老包,一路支持筆者。早在思凡事件中,當媒體與文人圍剿筆者時,只有他以自由時報副刊主編及副總編的身份,不斷寫專欄文章支持筆者。觀音事件中,《新台灣周刊》業已發行,他在佛教處於媒體弱勢時雪中送炭,給予報導。這次佛誕放假運動一開始,他就叫周刊記者來專訪筆者。第一次專訪,在佛誕日的前後登出,第二次,他又很技巧地支持筆者。原來,南投縣長彭百顯是他的朋友,筆者也曾經幫彭百顯助講,他說:彭百顯很想找筆者當副縣長。筆者說:「不、不,不可能!請您告訴他:絕對不可能,敝人還是重視政教分離,所以不會去佔一個政治的權力位置。」還跟他講了一些政教分離的理念。他沒多說什麼,不料下一期《新台灣周刊》出爐,筆者竟然變成了封面人物,標題是斗大的字:「昭慧法師婉拒南投縣副縣長!」然後順便把佛誕放假運動的理念夾帶進去,以副縣長新聞順便再談一次佛誕放假。

        記者來採訪時說:「我們社長告訴我:若是別人來提倡這個運動,那只會喊喊而已,如果是釋昭慧,那一定是沒完沒了的!」就因為這種可以沒完沒了地與逆境纏鬥的性格,所以筆者自願擔綱為發言人。

六、 教外、教內擴大連署

        緊接著我們積極地尋求各寺院繼續擴大連署,以展現更大的信徒力量。此外也開始尋求社會菁英與政治人物的支持。淨耀法師向來與國民黨政治人物較為熟悉,很多的民代與政府官員,都是由他找來加入連署的。

        筆者個人雖然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但長期以來在護教、護生等社會關懷與社會運動過程中,難免跟在野人士比較接近,體制外向體制內施壓,希望他們改變看法、思想與制度。也因為這個緣故,跟民進黨的一些社會菁英,難免有一點同志感情,這是社會運動理念相同所培養出來的「革命感情」。所以筆者找民進黨主席與在野清流立委幫忙連署。

        筆者投入運動積極到什麼地步呢?平時筆者不是很喜歡應酬,可是那段時間,只要哪裡有應酬的邀約,筆者一看,這個應酬好像有些名人列席,就趕快過去參加,為的是找那些名人連署。其實在民主社會,名人與一般人是票票等值的,可是名人簽署,還是會在社會上形成更大的動員力,因此筆者自是不能免俗地尋求名人的支持。

        記得有一次,桃園縣呂秀蓮縣長(後來被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在當(民國八十八)年三八婦女節之前,大約是三月六日,於台北晶華酒店舉行了一場「女性百傑宴」。這種宴會,筆者平時肯定是不會參加的。但那次筆者眼睛一亮:「女性百傑」?那豈不表示有一百位傑出女性到會?如果扣掉筆者,那也還有九十九位了!於是筆者趕快前往參加宴會。果然,不但是女主人呂秀蓮縣長,還有性解放運動的何春蕤,民主運動的賀德芬,女性主義的張小虹等等,許多人都慨然幫筆者連署,讓筆者大有斬獲。而且台灣教授協會辦公室主任黃淑慧女士還向筆者說:「這份連署表與發起本項說明書,請傳到台教會辦公室來,我會幫忙發給所有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台灣教授協會是獨派色彩濃厚的學者組織,其中有許多具足人文素養與本土意識的學者,如黃宗樂、沈長庚等前後任會長以及李筱峰、楊維哲、李永熾、許陽明、管碧玲、陳儀深等教授,就很大方地連署支持了這項運動。

        在這擴大連署過程中,一些社會人士的鼓勵支持,情節特殊而值得一提。
        八十八年三月五日,中佛會當年的仁王護國法會在臨濟寺盛大舉行,促進會法師們與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相約在此會談佛誕放假事宜。聽說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即將到來上香禮佛,筆者因此特別留下來等他。待陳水扁先生一來到,就立即請他簽名,他也非常爽快地簽了下去。淨心長老向他說:「你們是好朋友。」陳水扁回應道:「昭慧法師不祇是我的好朋友,她是所有人的好朋友!」

        早在去(八十七)年市長選舉之前,他以現任台北市長身份,舉行了一個佛教座談會,請佛教界諸山長老法師懇談,看佛教界對市府施政有什麼意見,筆者當時就講到佛誕放假的問題。筆者提議說:「佛教界很不滿意這種宗教不平等待遇,因此建請由台北市率先將佛誕訂為假日。」當時還沒發起佛誕放假運動,但陳水扁市長還是表達了他的重視,答應回去看台北市政府在法令上,有沒有這個權限。倘若可以,他當然願意配合。後來筆者才知道,市政府確實沒有這個權限,因為只有已明訂佛誕為「紀念日」,地方政府才可以調移放假,如果連紀念日都不算,市府不能無中生有地,把任何一天當作節慶假日。

        有了前面的會談因緣,所以筆者請陳水扁簽署,他二話不說立即簽了大名。而筆者之所以請他簽署,當然是因為,他將是明年的總統候選人之一,這個簽名,不只是給民進黨人看,其實是給國民黨的政治天王看,請他們注意一下,他們是不是也要考慮佛教徒的民心向背。

        至於立委施明德先生,是台灣反對運動領袖,也是天主教友,三月十二日,筆者陪同淨耀、自圓、蓮海、蓮懺、自性、悟真法師一行前往新台灣辦公室,與立委施明德先生深談。施先生當場簽署,並且針對「佛誕訂為慈悲日」深有同感,表示:

        台灣人欠缺的正是佛陀的慈悲精神與耶穌的寬恕精神。台灣人民須要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人與動物、人與自己的和解。我願意提一個法案,乾脆就訂四月八日為「慈悲日」,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寬恕日」。

        以一介天主教友,有這樣的心胸,願意提這樣的法案,是很難得的。由於他在立法院人緣非常好,提案也應該會獲得有效的支持。

        三月二十七日,適逢玄奘大學校慶(後來校慶改在十月三日,亦即玄奘舍利迎請回校的紀念日),筆者到校時,創辦人了中長老說:「咦!你怎麼來到了?」。筆者說:「對、對、對,校慶嘛!應該來報到。」可是筆者的背袋裡,可就塞了很多佛誕放假運動簽署表,因為筆者知道:那天肯定有些政要會到來的。突然眼睛一亮,新竹市蔡仁堅市長來到了。於是筆者趕緊過去請他簽署,長老看著只是微笑,也不以筆者這種突兀而喧賓奪主的行動為忤。諸如此類點點滴滴的支持力量,回憶起來非常溫馨。

        還有教內居士李元松老師的支持,因緣也很殊勝。前一年(民國八十七年)藍吉富教授就告訴筆者:「李元松老師很欽佩法師,很想跟法師見面談談。」筆者事情一忙,竟然一直擱著。八十八年二月底,他又跟筆者談起此事,筆者心想:佛誕放假運動,或許可請李元松老師大力支持。因此趕緊抽出時間,於三月三日下午,由藍教授陪同,到象山社區拜會李老師。當時李老師正在方便閉關狀態,現代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白櫻芳醫師,親自駕車與藍教授同行,前來迎接筆者和性廣法師。

        李老師與現代禪的朋友們,詢問了一些他們的疑惑,包括從事社會運動的理念、對政治的態度等等,還有一些教義、戒律方面的看法,筆者都一一答覆他們。與李老師就這樣徹夜長談,而且竟然暢談六個小時,還意猶未盡。中間過程且不細表,當時李元松居士與現代禪教團,在佛教界還是很有爭議性,但是他很有英雄氣慨與領袖魅力,而且思辯敏銳,胸襟開闊。談到最後,筆者提起佛誕放假運動,詢問是否可以請他幫忙連署。李老師非常「阿沙力」,不但當場連署,而且五天以後,現代禪教團就拿來了三千五百多人的連署名冊,讓筆者感受到了現代禪教團的珍貴友誼與強大力量。

七、連署人數的瓶頸與突破

(一) 佛教徒的普遍心態

        雖說是佛教界空前大團結,但長期從事護教運動的經驗,使筆者深知佛教徒與基督徒的特質不同。基督徒很重視公義,因此視社會公義為己任,對運動的參與比較熱情。佛教徒則不然,許多佛教徒,滿口「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執著、不顛倒,壓根兒不可能去管這檔子事;即使只不過是請他們高抬貴手簽一個名字,他們都會覺得你太罣礙、愚癡了。連署尚且無法踴躍,更遑論是主動積極地投書呢?

        大是大非就以「不執著」、「無罫礙」作為搪塞之詞,面對自己道場或私人利益時,可卻未必那麼灑脫。因此當日連「佛誕放假」要爭取哪一天放,都眾說紛紜。我們一貫的想法是:爭取農曆四月初八作為放假日,一方面符合漢傳佛教傳統,一方面便於信徒在四月初八到寺院參加浴佛慶典。然而有的長老法師較為傾向陽曆四月初八,認為那是各地方佛教會避開寺院法會來浴佛的慣例。

        有的長老法師更是誇張,公開向寺院法師進行反宣傳:說我們爭取農曆佛誕放假,是在「搶寺院飯碗」,一旦爭取成功,寺院法會信徒,將流失到地方教會浴佛大會之中,因此建議不必動員支持我們。這種言論,真是讓人歎為觀止。他們面對「佛誕」,心中想的到底是佛陀,還是鈔票呢?

        正由於筆者相當了解佛教徒的普遍性格,所以十年從事社會運動下來,筆者已對「佛教界踴躍加入佛誕放假運動」,不敢心存幻想。沒有太大的期待,所以也就沒有太大的失望。

        筆者原想要在國曆四月初八浴佛大典上,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在此之前,只要有記者詢問: 「現在簽署的人數有多少了?」我們的制式回答都是:「陸續擴大連署中,我們會擇期公布。」可是無論如何,我們最後一定還是得面對連署人數的壓力。如果連署人數與佛教人口不成比例,政治人物也就不會太把我們的訴求放在眼裡;他們會選擇「一動不如一靜」,省得為了少數佛教徒,來得罪社會勢力頗為龐大的基督徒。

        然而簽署的進度確實不容樂觀。即使中央教會領袖已經表態支持此一運動,但許多地方教會依然有所顧忌,不願動員寺院;很多寺院主事者也覺得這是無須執著與罫礙的事;有的法師甚至暗中掣肘。凡此種種,都讓筆者再次見識到了佛教界的「一盤散沙」。

(二) 星雲大師的大力支持

        這時,佛光會領袖星雲大師幫了大忙。原來大師全球弘法,極其忙碌,筆者不太好找他,於是在佛誕放假運動初期,曾寫了一封信給他,稟明目前形勢,是推展此一運動的大好時機,敬請他大力支持。大師當即簽名,並請心定法師、慈惠法師一同連署,將連署表掛號寄回給筆者。待到後來,簽署人數沒什麼太大的成長,筆者心想:可能還是需要再次敦請星雲大師站出來了。

        過往在每個關鍵性的護教場合,星雲大師都肯不計利害地站出來,給予大力支持。第一次就在民國七十七底的「思凡事件」,筆者公開反對國立藝術學院公演「思凡」崑曲,認為這將有辱僧尼形象,並且聲稱將發動佛教徒,到公演現場的基隆文化中心靜坐抗議。為此,筆者面對著來自藝文界與媒體的圍勦。很意外的是,大師有一晚忽然打電話過來,安慰並鼓勵筆者,說佛光會將會動員信徒去基隆文化中心,靜坐抗議「思凡」公演,這給筆者一個很大的鼓舞,不必擔心自己坐唱「空城計」。

        到民國八十三年發生觀音像事件,有的教界大老忙著向政府交心表態,表示他們不贊同大安森林公園的觀音像留置下來。星雲大師的黨政人脈很多,一定也面對很大的壓力,但是他卻站出來義助筆者,成為留住祈安觀音聖像的關鍵性人物。筆者一向習於獨往獨來,未曾組織信眾,結構成龐大團體,因此只能凝聚媒體的力量,讓媒體把輿論轉變成同情佛教的立場,觸動台北市民及全國人民的同情。但那些還都是「空氣票」,看不出它對即將到來的市長選舉,會有什麼影響。

        真正讓政府忌憚三分的還是:有組織動員力的佛光會站出來了。

        記得星雲大師在護觀音那場戰役上,親自帶了慈惠法師、慈容法師,來與市長黃大洲先生展開談判。他說:「我在三月二十九日,會帶佛光會信眾前來,參加大安森林公園啟用典禮。」當時黃市長問道:「請問你們要來多少人?」慈容法師說:「不多,只有三百台遊覽車!」黃市長一聽馬上就說:「拜託!拜託!拜託你們千萬不要過來,三百台遊覽車會搞得我們台北市的交通癱瘓!」此後市政府態度日漸明朗,黃市長終於決定留住觀音,當作公園一景。筆者也因此而免除了以身殉教的重大危機;為此內心對星雲大師一向深表感激,認為他對筆者有著救命之恩。

        當佛誕放假運動的連署人數出現瓶頸時,著急之餘,筆者於三月十二日再度函呈大師,分析教內、外形勢,期待大師能慈悲指示佛光會動員簽署。佛光會方面立即將信函轉到美國洛杉機佛光道場,老人家立即打越洋電話給筆者,他說:「昭慧法師,這個運動很有意義,我們會全力配合。」

        緊接著有三場佛光會的萬人大法會,分別是八十八年三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三月二十八日,分別在屏東、彰化與林口體育館盛大舉行。星雲大師請佛光會秘書長永富法師配合,由我們派志工過去,邀請大會信眾踴躍連署。這算是佛誕放假促進會成立以來,人數最多的連署活動,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鼓勵。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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