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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尷尬的「校準」源流論(刊於弘誓雙月刊第146期)

 尷尬的「校準」源流論

庭前柏樹子

  〈校準人間佛教、重建中國佛學〉談到了中國佛教的主流,文中說:

  太虛大師特別強調道安大師——慧遠大師一系,他們開啟了中國佛教的主動流,而且這個主流一直延續到今天,太虛大師將之概括為四大特點:本佛、宗經、博約、重行,因這幾個特點符合漢民族性格,中國佛教主流諸宗派儘管不斷受一些旁流的影響,但還是保持了這個主流而延續下來直到今天。英雄所見略同,陳兵先生也指出,太虛大師概括的中國漢傳佛教本佛、宗經、重行的道安系傳統主流無疑是應該肯定、繼承和發揚的。漢傳佛教各宗派莫不以釋迦牟尼佛為本,為本師,而不是本他佛、本某師。漢傳佛教絕大部分宗派都以佛經為宗,而不以是源非流的論為宗。因為最可靠莫過於直承佛陀、宗依經藏,以佛之知見、佛證悟的真理去應機設教弘法。王老師提到的太虛大師說的二大旁流,中觀和唯識學派,也有四大特點,即:本理:強調的是空或唯識的理;重論:因為是本理,所以主要依據各祖師發揮此理的論典;授受:受限於師徒傳承的論典範圍;重學:注重鑽研講說。

  在太虛大師時代,兩大旁流的影響也很大。或可以說支那內學院一系本唯識學派,重學重研究;印順法師一系本阿含佛教和中觀學派,也是重學重研究。而且兩派對中國傳統主流佛教宗派持嚴厲批判甚至否定態度,支那內學院一系更為激烈,印順法師一系相對溫和,但也判真常唯心系佛學類似印度教梵我論。這兩支當代的佛學旁流對繼承中國佛教傳統主流構成巨大挑戰。幸有太虛大師慧眼獨具,通達博大,仍然牢牢堅持中國傳統佛教主流,同時把旁流也融攝進來。

  陳兵先生在其〈中國佛學的繼承與重建〉一文中指出了否定中國傳統佛教主流的錯誤所在,並用正理予以批駁,認為他們是「以虛無主義態度貶棄傳統佛學,或者從西方人文科學研究的路子,以所謂『原始佛學』或外地的某一宗派之學為準則,否定中國佛學的核心內容心性論及台賢禪淨之學,證《楞嚴》、《圓覺》,《起信》為偽作,斥心性本覺,『真常唯心』說為印度教梵我論。殊不知心性本覺義,出《華嚴》等大乘教典,『真常唯心』義,不過是三法印中涅槃寂靜印的表詮,台賢二宗之圓教義理,質諸佛經,無不有據,禪淨二宗之經久流傳,必有其既契理又契機的堅實基礎。另一種人則對本土傳統佛學喪失信心,舍本外求,唯認南傳、藏傳、日本的某種宗派之學為真正佛法,欲圖原樣移植,以取代漢傳諸宗。殊不知吸取南傳,藏傳,日本佛學之精華,取長補短,固屬必要,但南傳、藏傳、日本的宗派之學,亦是流非源,各有其契當地時機的方便,亦各有其需要改革的積弊,原樣移植以取代本土諸宗,更難契合時機,即使得以流布,也難免產生弊端。」

  即使中國佛教今天走入人間佛教時代,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不可能因之改變,因此,在人間佛教時代,重建中國佛學首先仍要繼續保留和延續中國佛教這個主流傳統。這是重建中國佛學的基本原則之一。

  中國佛教的主流該怎麼確定?如一條大河,確定主流時,除了要找到路程最長的那一段,標定為起點,作為發源地外。還要看,在不斷流行的過程中,如能含容一切支流,最終匯聚成寬闊的大河,這樣的大河才應該是主流。主流既然是眾多支流匯聚的綜合體,那就決不能隔離支流去找主流。在這裡有些人會有一個錯誤的感覺:主流和支流有不同的名稱,它們是獨立的兩條河。其實主流和支流,只是為了方便說明,假設作為兩條河,實質上它們本來就是一條河。假如由於地質構造發生變化,原來確定了的源流沒有了,那麼支流也就順理成章成主流了!所以主次只是相對劃分,不是絕對的。

  佛教也是這樣,先確定它最悠久的起源?源於佛陀,就是佛教。既然有源、流之別,形式上一定是有某些不同,但又不能完全不同,不同的只是形式,否則就不是真正的佛法。雖然〈校準〉一文,辨析主流意在嫡庶之取捨,而我以為,嫡庶之爭,無非派系意識,實不可取。不同形式的佛法共存,八萬四千法門,樣樣具備(不是漫無標準),相輔而相成,能使一切眾生各得其益,這應該才是佛法的主流。

  探索佛教之源,固然很有意義,然非尋常可達。印順法師在《印度之佛教》中說:「探其宗本,抉擇而洗煉之」。探求流行中佛法的本質,正本清源,為的是給當時漸趨衰亡的佛教,注入清流,恢復佛教澤被萬物的利世大用。法師畢生都在致力於此,成績斐然,正應該作為我等榜樣!

  佛教創始於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佛(西元前565年~前485年),之後不斷向周圍傳播。西元前後,佛教開始由古印度傳入氣候風土、民族、信仰迥然不同的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的年代,大約在兩漢之際。開始的時候,佛教被認為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經典的傳入,歷來均以漢明帝永平年間(西元58~75年)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

  兩漢、三國與西晉時期主要是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禪法,大乘主要是般若。佛教來華之初,在原有較為成熟的中國文化基礎上,外來文化要融入進來,有一個漸進的過程。當時的佛教以輸入為主,譯者邊翻譯,邊講學。著名的翻譯家,如三國時期的安世高大師,於西元168~172年間,共譯佛典34部,40卷,如《安般守意經》等,基本都是小乘經典。支婁迦讖於西元147年來到洛陽,到184~189年止,與支謙、竺朔佛合作,譯經14部,27卷,其中不少是重要的大乘經典,如《大般若》、《首楞嚴三昧經》(此經多人譯過,但與後代流行的《楞嚴經》不是同一部經)等。此外,還有康僧會(譯《無量壽經》)等著名的大師,無不大力推動著中國佛教前進。

  兩晉南北朝,兵荒馬亂,但是中國佛教還是有了很大的發展。竺法護(西元231~308年)是鳩摩羅什來華前最偉大的譯經家,譯出175部354卷!再後著名的有佛圖澄與釋道安。道安法師(生於西元312~314年,約卒於385年,享年72歲),生值西晉末年,家庭世儒,年十二出家,師事佛圖澄,學兼大小,是著名的佛學者與僧團領袖。

  道安法師所學的第一部經《辯意經》是小乘經,他一邊下田勞動,一邊背誦,五千言一天就都背下來了。第二本經是《成具光明經》,一萬言,當晚背誦「不差一字」。他後來親近的大師佛圖澄,主要學小乘法,也學般若大乘法。道安撰寫了《陰持入經注》、《大地道經注》、《大十二門經注》,皆小乘禪經。道安在襄陽十五年,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且幾部般若經互相對照研究。

  道安大師對大小乘佛法一視同仁,評《鞞婆沙論》(即玄奘譯《大毗婆沙論》中一部分)為:「猶大海與!……何求而不有乎?」可見在其心目中地位之高!又在《鞞婆沙序》中說:「恨八九之年,方窺其牖耳」。在72歲離世前,自撰的《四阿含暮抄序》中說,令鳩摩羅提等翻譯此經,而且感歎「但恨八九之年,始遇斯經,恐韋編未絕,不終其業耳。」

  道安法師所學所講以小乘法居多,大乘法就是《放光般若》、《光贊般若》、《道行般若》(這三部,近於羅什三藏譯的《大品般若》與《小品般若》)。當時的般若學風,有魏晉玄學的特點,分為六家七宗,這是中國化的大乘學。

  道安的主要活動與成就是:1.系統地整編佛典,作《道安錄》一卷,開創後代佛經目錄學先河。2.建立中國特色的僧團與戒規。3.參與政治,作苻堅最高政治顧問。4.以國家資助的方式,組織翻譯佛經,如《鞞婆沙論》、《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僧伽羅剎所集經》、《中阿含》(失)、《增一阿含經》(失)、《阿毗曇八犍度論》、《三法度論》(失)等)。5.從道安開始,漢人開始研究、著述佛典。他本人著述(注解、序)有48種,其中小乘的24種,大乘般若的14中。6.重視傳教。

  兩漢三國,翻譯的佛經,有記載最少的是《出三寶記集》(不包括失譯),有96部142卷;最多的是《歷代三寶記》,有671部947卷。而整個兩晉及十六國譯經,《開元錄》說有752部2306卷,而《歷代三寶記》則有937部2531卷。可以說,道安法師在法義弘揚上是有成績的,但與同時代的譯經大師相比,可為之一,而非主體。道安大師的突出貢獻,不在法義,而在於法務方面!

  在這一時期,中國佛教所重視的如來藏、真心、真性、真常、妙有的經典還沒有出現,道安大師的佛學思想,自然也不會涉及這方面,所以和「校準」言下的「中國佛教主流」大異其趣。道安大師當時弘揚的是「小乘」經論和「般若」,雖然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但他沒有小乘與大乘的分別,對當時的一切法義做到了平等對待,相容並蓄,真像是「海納百川」一樣。只此一點,就值得非常讚揚!不像現在有些人,不但要把小乘排擠掉,在大乘裡還要把中觀與唯識擠掉,只剩下乾癟癟的真心、妙有,還美之曰「大乘」。如此狹隘,哪裡可以作為大乘?不過是新型的小乘罷了!

  慧遠大師(西元334~416年)是道安的弟子,住在南方的廬山東林寺,與北方的鳩摩羅什大師,遙相呼應。他雖然住在山林,但與社會上層,不論華夷南北,都有廣泛的交往。慧遠出儒入佛,著作有50篇文章10卷(據《高僧傳》)。

  慧遠大師使佛教全面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結合起來,這是他在中國佛教史上享有極高聲譽的原因。他說佛家與儒家「出處誠異,終期則同」,儒佛殊途同歸。主張在家佛徒要盡忠盡孝,而出家者是「沙門不敬王者」,形服禮制也異於世俗。他既擁護傳統宗法制度,又為佛教爭取在社會上層中的獨立地位,成一里程碑式的人物。這是他在中國佛教中所起的傑出貢獻。

  慧遠大師在佛法義理方面,出發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有神論是他思想觀念的奠基石,善惡業報,生死涅槃,都建立在實有上。《形盡神不滅論》:「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神道精微」。他稱精神是獨立的實體,不僅可以暫時住在形體之中,而且可以由此一形體轉到另一形體上去。他說:「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沙門不敬王者論‧形滅神不滅》)他以為這個「神」,在「六合之外」,不是人的「耳目」認識所及的。「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他的這一觀點,和西方的靈魂論也許差不多。

  慧遠大師早期信般若,後來是毗曇與禪學。道安是毗曇學的重要推力,慧遠也受此影響,高度重視《阿毗曇心論》,誤以為這是全部佛教的核「心」。慧遠說性空,是針對虛妄顛倒那部分說的,而其外有真性存在,不是空的。這倒和後代的「如來藏」說大同。他與鳩摩羅什三藏有截然不同的理論和思想方式,差別極大。在他們來往討論法義的書信中可以看出,慧遠一直在追問那個絕對的實體。羅什三藏越給他往清楚了解釋,他的誤解就越多,越糾纏不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和印度佛學間,理論與思維方法的根本不同。

  印度佛教要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生存發展,就要把二種文化有機地融合起來。這除了佛法義理方面要注意其真實性外(否則可能不是佛法),在僧俗間,在僧團內部的組織、制度等,這些表現方式上,也要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道安、慧遠大師們主要就是在這後一方面,有值得稱道之處。

  道安之後,不得不提的一位大師是鳩摩羅什三藏(西元343~413年)。他七歲出家,先學小乘,「日誦千偈」。十二歲隨母回龜茲,路遇大乘學者,改學大乘,尤精龍樹的中觀。

  龍樹,在印度是大乘佛教劃時代的人物,在中國也被稱為八宗共祖。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自稱的主流佛教者,竟然如此討厭龍樹,必欲從中國主流佛教中除之而後快?

  回到龜茲,鳩摩羅什三藏以年不足二十之沙彌,已經成為著名的大法師了!後來苻堅派兵西征,為的就是「國之大寶」——羅什三藏。由於戰亂,被阻西域,直到58歲才到了長安,住逍遙園。

  他的主要成就是:1.翻譯。國家提供資金,組織人力。西元401~413年間,譯有74部384卷(據《開元錄》)2.對中國佛教的教義影響極大。中國佛教學派和宗依的經典,基本上都是鳩摩羅什三藏翻譯的。比如中國的三論宗,其宗依典籍有龍樹的《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成實宗的《成實論》;天臺宗的《法華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大品般若》、《小品般若》等;淨土宗的《阿彌陀經》;禪宗的《金剛般若經》;律宗的《梵網經》(有待確定)等。3.受鳩摩羅什影響,建立僧尼管理機構,形成完備的僧官制度。4.羅什三藏弟子眾多,分佈大江南北,對後來學派的形成有直接影響。5.三藏祖籍印度,而生長於中國,也可說是中國人!他有力促進了中印佛教與文化的交流。若論對中國佛學的貢獻,鳩摩羅什三藏應屬第一!

  在繼承過往豐碩成果的隋唐(西元581~907年)時期,又取得了一個更大的發展,中國佛教達到了鼎盛。佛教義理研究蓬勃發展,促成大小乘各宗派的建立。大乘中重要的宗派有智顗(西元538~597年)創立的天臺宗,吉藏(西元549~623年)創立的三論宗,玄奘(西元602~664年)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的律宗,善導的淨土宗,法藏(西元643-712年)的華嚴宗,神秀和惠能(西元638~713年)分別創立的禪宗,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著名的翻譯家真諦三藏(西元499~569年),譯經48部232卷,或說38部117卷。義淨三藏(西元635~713),譯56部230卷。尤其是被印度稱為「大乘天」的唐玄奘法師(602年~664年),回國後與其弟子,共譯出佛典75部1335卷!為佛教,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中國乃至國際上都廣泛獲得了高度評價。這樣的一位國際性偉人,不止對佛教,對於整個世界文化來說,都可說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這一時期的佛教,相容並蓄,各宗各派都搞得紅紅火火。你不能說,這一宗不好,去掉吧!那一宗也不好,也去掉吧!最後剩下兩宗了,還是互相不待見,剩下一宗最好!那還成主流嗎?主流,應有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有一種博大、開放、平等、包容的氣魄。如果問歷史上中國佛教的主流是什麼?可以說,這一時期的佛教是中國歷史上的主流佛教,當之無愧!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西元811年)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佑(西元1034~1037年)初已達80餘人。譯經規模一時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提倡「教(天臺、華嚴)禪一致」、「淨禪一致」,因而廣為流行華嚴禪、念佛禪等等。天臺宗中分為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南宋時,由於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禪、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寧以後禪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漢傳佛教繼續流傳。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清初皇室也是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採取限制政策。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

  中國佛教,源於兩漢,盛於隋唐,後漸縮小,僅餘禪淨,不絕如縷。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理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民初教界出現了一批名僧圓瑛、太虛等,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

  泰山不拒細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從中國佛教的這個歷史過程看,佛教的主流何以能恢弘博大?唯在於能開放與包容。清朝末年的「傳統佛教」,已經是萎縮後,即將乾涸斷流的「末流」了。如果把末流執著為主流,進而排斥一切異己,甚至歷史最悠久的那部分佛法,都不要了。就像一個紈絝子弟,不知道努力奮鬥,坐吃山空。家是敗了,還看一切都不順眼,覺得都是廢物,要全部扔掉,只留下討飯的碗筷就夠了。

  有人從信仰的角度說:中國主流佛教是道安大師—慧遠大師,特點是:本佛、宗經、博約、重行。還抬出太虛大師來坐鎮。是的,我們的太虛大師是說過這樣的話。但是,大師應機說法,有他的特定性和時效性,不能任意誇大他的適用範圍。同時,我們雖然應該敬仰大師,卻不應該迷信大師,大師們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哪怕修行到了十地菩薩,仍然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我們知道,即使是佛陀當年,制定一條戒律的時候,都是改來改去,何況是其他人呢?所以佛說「依法不依人」。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的判定,要實事求是,拿事實說話,不要提某某大師如何如何說的。我想即使太虛大師在世,也不會允許打著他的旗號,剪切片言隻語當作聖旨,作無稽的斷言。事實上,即使非要從諸佛及大師們的典故裡找出根據,我想任何宗派,都不難從中找到一些,用來維護自己。隨便拉大師來做墊背,本身就是一種不恭敬大師的表現!

  作者說「漢傳佛教各宗派莫不以釋迦牟尼佛為本,為本師,而不是本他佛、本某師。漢傳佛教絕大部分宗派都以佛經為宗,而不以是源非流的論為宗。」「本佛」,是「本釋迦牟尼佛」,本人也認為應該。但是實際上全然不是!

  一、中國最流行的佛教,莫過於西方極樂淨土了,而西方淨土是阿彌陀佛為本!常念的「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觀世音、地藏、文殊、普賢......哪個以釋迦牟尼佛為本?似乎釋迦牟尼佛的名氣,還遠不如觀音、地藏的名氣大吧!
《華嚴經》(第一譯在西元421年,第二譯在699年,第三譯在798年)是「傳統佛教」中第一之經了吧!為什麼說法的都是地神、水神、火神、風神......?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這才是大家常說的《楞嚴經》,據說般剌蜜帝譯於唐中宗神龍元年,西元705年),這部經在中國佛教界有崇高的地位,稱為「開悟的《楞嚴經》」。經是佛為聲聞弟子「阿難」所說,內以「二十五聖顯圓通」作為修證的示範,二十五聖也都是聲聞弟子或菩薩。

  還有一部重要的是「論」典——《大乘起信論》,據傳是真諦三藏翻譯的,沒有具體的時間。真諦三藏是西元499~569年人,與慧遠大師(西元334~416年)相去有一百年,《起信論》更在之後了。可見道安、慧遠大師的主流佛教,和這《楞嚴》、《起信》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不止如此,就是三部《華嚴》,他們也不曾見過呢!把「如來藏」系的「主流佛教」經典,說成是「道安大師—慧遠大師」一系,寅吃卯糧可說是恰當的比喻。我們讚賞道安、慧遠大師,但也要明白道安、慧遠大師何以值得讚揚。

  我們還可以去逐個檢查,可以發現,大乘經,釋迦牟尼佛親自說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弟子們所說!然而「主流佛教」者說「是源非流」,「本佛、尊經」故。

  二、《阿含經》,現存的四阿含,《雜阿含經》(西元443年)、《中阿含經》(西元398年重譯)、《長阿含經》(西元413年)、《增一阿含經》(西元398年),是釋迦牟尼佛所說(也有少量弟子所說),為歷史上最早的成文經典。這雖然看來是「最可靠」的佛說的經典,卻是「主流佛教」者所最不能認可的!

  《般若經》,最早是支婁迦讖在漢桓帝中平年間(西元178~189年)所譯的《道行般若經》。《般若經》部類很多,以鳩摩羅什所譯的《大品》、《小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流通最廣,以玄奘譯的《大般若經》600卷最全。《般若經》是「經」,佛說的不少,也有相當部分內容是須菩提、舍利弗等說的。《般若經》不僅是空宗,在大乘各宗都很重視,唯除以「如來藏」作為「主流佛教」的「傳統佛教」。

  《瑜伽師地論》(西元648年譯成)是彌勒菩薩所說,是流非源!唯識宗依六經十一論,六經是:《大方廣佛華嚴經》、《解深密經》、《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中土未譯)、《阿毗達磨經》(中土未譯)、《楞伽經》、《厚嚴經》(中土未譯)。十一論是:《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經論》、《集量論》、《攝大乘論》、《十地經論》、《分別瑜伽論》、《辨中邊論》、《二十唯識論》、《觀所緣緣論》、《阿毗達磨雜集論》,此等皆是流非源!

  《大智度論》是龍樹菩薩對《大品般若》的解釋,《十住毗婆沙論》是龍樹菩薩對《華嚴經》的解釋,這兩部是中觀學的重要經典,也是天臺宗依據的重要經典。是流非源!中國的三論宗,所依經論有《大品般若》、《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維摩經》、《仁王經》、《金剛般若經》、《勝鬘經》、《金光明經》等,如是等皆是流非源!

  這些經典,雖然「本佛、尊經」,但評為不是「主流佛教」,所以「是流非源」。

  再說「博約」吧!這一點我最不贊成!你看「大學者」們,一下手就有幾萬、幾十萬字。前幾天看了一篇〈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概觀——從反思的角度看〉,真長啊!這能有八萬四千條罪狀吧!鄙人看後面忘了前面,返回來看前面又忘了後面。老眼昏花,趴在厚厚的論文上,連北都找不到!

  「重行」,這不是說在嘴上:「我重在實行,不重學問」,「你們是窮人數寶」。真「重行」的不說,說的人不做。真是重行,那些傳統的「大乘佛教者」們,不會是現在這個表現。行,在於慈悲,要捨己利人,這才是大乘的「行」!


《求法詩》
義淨
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
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焉知前者難!
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殫。
後賢若不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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