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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佛家看烈火焚身(刊於弘誓雙月刊第117期)

從佛家看烈火焚身

演講:昭慧法師
記錄、整理:陳悅萱
時間:2012414
地點:台北市鄭南榕紀念館

主持人曹(欽榮)執行長、尊敬的李喬老師、敬愛的菊蘭、竹梅,以及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
基金會給我的題目是「從佛家看烈火焚身」。雖然沒有像李喬老師那樣先寫好講稿,但接到這個題目之後,有空我就會靜下來思索,應該在這三十分鐘裡與大家分享些什麼內容。正如李喬老師所說,基督宗教及佛教基本上都反對自殺,這點殆無疑義,所以在此我先談佛教反對自殺的理由,接著再談我們尊敬的南榕,他以自焚方式維護「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和一般人的自殺有什麼不同。

佛教反對自殺的原因

每一個眾生都有愛自己的本能,而且這種本能非常強烈,因此意識無法指揮諸如呼吸、心跳、血液循環、新陳代謝等這些生命基本的維生系統,這些系統是由一套盤根錯節的、更深層的生命意識來指揮的,佛家將這種深層而根源的意識,稱之為「根本識」或「有取識」,而意識只是根本識浮現出來的冰山一角而已。如果沒有根本識,我們的肉體將只是一具屍體。

因為生命是受根本識的支配,意識不足以完全指揮肉體,所以在面對危險的時候,所有的動物(包括人),都會本能地緊張或退縮,即使意識企圖指揮自己奔向死亡,但根本識仍會頑強執持色身不放,色身於是強烈地抗拒死亡,這就造成了根本識與意識二者運作間的撕裂,因此人是不宜用意識來指揮自己死亡的。否則人若死意已堅,為什麼不乾脆直接閉氣自戕就好了,為什麼都要採取諸如跳樓、上吊、燒炭、喝農藥等不可逆轉的方式呢?那就是為了不讓自己有任何在本能退縮情況下後悔的機會。

我們的心識連結著一個龐大的資料庫,這個資料庫涵蓋生命無數次輪迴裡所有言行、心念的記錄,其中有黑暗的,也有光明的。如果在死亡的當下,能夠保持平穩喜樂的心情,以及良善的念頭,那麼就能與資料庫裡光明的資料相應,容易讓生命上升到天界(又稱天國、天堂等)光明的地方。然而非常矛盾的,「死亡」從來就不是一件快樂的事,臨終的心念不容易與快樂相應。

但是即便如此,生命到了最後一刻,我們還是不能放棄助他一臂之力的機會,我們可以從旁用善語開導,來激發臨終者光明喜樂的心念,因此依佛法來看,各宗教對信眾的臨終關懷,都是有意義而重要的。而且臨終關懷也是有效的,因為在宗教的承諾或提示中,臨終者會認為自己即將到達光明的地方,於是生起喜樂的心念。一旦心生喜樂,便能與生命資料庫裡光明的資料感應道交,於是所結成的下一串生命系統,就會往光明的地方邁進了。但是相反的,自殺者在臨終時,意識與根本識撕裂所產生的惶恐、迷惑、痛苦,會使心念極容易與黑暗連結,從而去到黑暗的地方,如地獄等,因此佛教是反對自殺的。

但是佛經中也有例外情形,例如:某些經過佛陀印證業已修得阿羅漢果的聖者,在臨終前飽受病痛的折磨,為了避免帶給自己及別人強大的困擾,因此選擇了提早離世。但佛陀並沒有譴責,也沒有制止,這是因為這些聖者已在修持之中超越了本能的自我愛,這時持續接受神經傳導出來的痛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們也沒有臨終前根本識抓住生命不放的問題,所以任何時候離開,都不會因為心與黑暗相應,而墮落到諸如畜生、餓鬼、地獄等惡道去。

從世界各地的事例來看烈火焚身的意義

從解讀佛經的內容,回來看今天的題目——「從佛家看烈火焚身」,就值得我們深思。自古以來,佛教、基督宗教等各宗教中,殉道者烈火焚身的故事太多了,遠的不說,且舉兩則近期所熟知的案例:第一則是離現今稍遠的越南:當時執政的吳廷琰政府對佛教極不友善,採取了許多對佛教不利的政策,在屢屢抗議無效之下,佛教的一些僧侶於是當眾自焚而死,事件震驚了全球。

另一則比較近期的例子在西藏。年來媒體上常常看到怵目驚心的小新聞,一則出現不久,又出現另一則。西藏的僧侶、喇嘛們前仆後繼地自焚。或許藏胞們已經嘗試了所有可能的途徑都無效,絕望之餘,才不得不採取這種非常舉動。

也許有人會為中共說話:「西藏人民生活安定,有吃有喝,西藏如今交通發達,生活便利,現狀比以前更好啊!」這不就像南榕先生自焚時,很多人的質疑:「台灣人民有吃有喝,日子過得挺好的,有必要自焚嗎?」但必要與否,第三者無權去妄加定論,這是當事人以無私的心,站在宏觀的角度上去認定的。所謂:「食、色,性也。」生理的滿足是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如果國家體制沒有箝制婚姻,也沒有讓人活不下去,只要吃得好、喝得好就夠了,那麼藏族的那些民眾或是南榕先生,也就沒有必要自焚。但先知先覺者的生命層次,不能只停留在滿足生理需求的階段,層次更高的,如文化滅絕的焦慮感、宗教受到壓制的憤怒和無助、有話不能順暢講出的壓抑,甚至講了不該講的話就會被嚴刑懲誡的恐懼等,這些不是所謂吃好喝好、婚姻美滿、家庭幸福就能解決的,他們期望社會層次能再向上提昇。

但是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能讓社會「向上提昇」了嗎?看過南榕先生的傳記,以及當代台灣社運史,就知道:其實南榕先生並不是第一步就走上這一條絕路的。為了突破言論自由的封鎖線,他曾經辦過雜誌,寫過政論,也發起過群眾運動。但是我們想想看,自古以來,要讓強權自動縮小乃至於放棄他們的權力,這會是件簡單的事情嗎?強權者制定出來的法律,永遠是在保障強權者的既得利益。雖然現在人類社會已經證明,共產主義是失敗的,但當年共產黨面對不可能將資源白白放手的資本家與地主,為什麼仍然能紅遍近半個地球?他們所依靠的正是暴力。他們用殘酷的階級鬥爭,集結一窮二白的工農群眾力量,去壓迫、降服地主與資本家,乃至奪取政權。

也有人認為,除了暴力,還有其他諸如印度甘地,以及當今緬甸翁山蘇姬的非暴力主義,能讓強權者釋出他們的權力。但我們不要天真地認為,非暴力主義的訴求目的,是在一片歡樂的氛圍中完成的,它反而更形悲壯:持續地忍受肉體的痛苦、精神的孤立。坦白說,沒有崇高的宗教情操,是不可能辦得到的。這也就是說,即使是非暴力主義,要讓強權者能夠釋出權力,仍然需要有一個或一些典範人物,以他們的崇高人格或宗教情操,強烈激發起群眾的感動、感悟、自醒、自覺,卒而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群眾力量,讓強權形成極少數人民公敵,這才會令強權畏懼、讓步。我們近日審慎樂觀地看到緬甸軍政府的轉變,看到翁山蘇姬成功了,但不要忘記,成功的背後,除了她個人長年忍受孤寂的宗教情操外,還包括「袈裟革命」中犧牲的許多僧侶與民眾,革命之花是由這些烈士們的鮮血所澆灌出來的。

南榕先生的烈火焚身

前幾天是南榕殉道23週年,我來到這裡看紀錄片,南榕先生的烈火焚身,除了讓我尊敬、感動之外,更提醒我:不要忘了感恩許多民主前輩,他們為了讓我們得享做為「人」的基本尊嚴,而用生命來向強權抗爭。南榕先生不是沒有走過非暴力這條路線,他也曾經發起過向強權爭取言論自由的群眾運動,但群眾運動只是手段,終究要跟強權者攤牌以達成目的。這時集結的群眾,很多人可能被逮捕,或是在機關槍掃射下犧牲了寶貴生命。而且群眾也不可能一直群聚在街頭,當群眾散去後,就是帶頭的人最孤寂無助而強權者可以動手的時候。所以我認為,倘若沒有南榕先生當年烈火焚身的革命洗禮,相信台灣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以價值信念引發群眾能量

我們沒有資格去揣度南榕先生當時的心理狀態,因為我們畢竟不是他,但我自己也曾在某次運動中,一度想要烈火焚身,所以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在那個當下,並非不知生命的可貴,也不是沒有畏懼死亡的本能,然而心中就是充沛著一個能讓自己完全豁下去的價值信念。也就是說,當心中有一個比生命還重要的價值信念時,人確實可以像飛蛾撲火般地奔向死亡。只是我可能比南榕先生幸運,因為後來的許多善因緣,而使得我毋須這麼做也能完成自己的信念。

後來我反省,發現自己在那段時間,根本不在意世人的眼光,更不在意是否會被後人尊為烈士、殉道者等等,那些都是不足掛齒的身外之名,我甚至連對強權的恨意都沒有,只有很深的悲痛,那種悲痛來自於李喬先生所說的,看到強權的暴橫、跋扈,群眾的軟弱、無助,看到我們像溫水裡慢煮的青蛙般毫不自覺,甚至茍安於生活現狀而無心得罪強權,這時會覺得:能讓自己免於奔向死亡的道路,好像都被封死了,只有孤注一擲,才能敲動群眾的心而讓強權者喪膽!從這樣的自剖,各位或可以了解,「烈火焚身」是不是必當付出的代價。

自古以來的革命,只有極少數是在不流血的情況下成功的。雖然一般人都希望革命能夠成功,但是成功的背後,最好流的不是「我的」血。怕痛、怕死是眾生的本能,然而對於強權而言,這就是可以利用來駕馭人民、建構政權護堤的工具。但是只要有人不怕死,強權就不可能用死亡來控制人民;有人不怕痛,強權就不可能用痛苦來控制人民!或許一個人的力量不足以摧毀強權,但缺口一旦出現,典範人物很快就能感召一群不怕死的人,最後終究會沖垮強權的堤防。

畢竟生命不是草芥,對於最寶貴的生命,至少要精算一下:奮力一搏是否值得?為了要讓強權喪膽,為了要讓更多民眾被震撼、喚醒,引發更強大的群眾能量來抗拒強權壓迫、爭取價值信念,我相信在71天的自囚中,南榕先應該是非常的理智冷靜,烈火焚身絕不是在亢奮情緒下衝動的決定,就像那些西藏僧侶們,甚至「袈裟革命」中犧牲的緬甸僧侶和民眾一樣,都是在冷靜中準備好用自己的生命奮力一搏。

到了今天這個業已民主化且重視法治的時節因緣,連一個士林王家釘子戶被拆,已經湧來那麼多關注並協同捍衛的人群,強權依然毫不手軟地全面拔拆了事。那麼我們回想南榕先生的年代,沒有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出大批群眾來與警察抗衡的facebookTwitter,也沒有較能克制自己以執行公權力的警察,所以當一個民主人士,在群眾運動曲終人散而自己落單的時候,他決定要發揮出生命最大的效益,來實踐自己的價值信念,這是可以理解的。也因此,他悲壯地選擇了最痛苦、也是最震撼人心的「烈火焚身」,用自己的生命當民主教材,教育了台灣的民眾,也教育了台灣的政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自焚烈士的仁慈與自制

無論是越南、緬甸、西藏的僧侶、或是南榕先生,我認為他們選擇烈火焚身,還是很「仁慈」的,因為他們心中沒有怨恨,最多只有恨鐵不成鋼的心情而已。當一個人的怨恨深到極致的時候,那就不祇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是「時日曷喪,予己汝偕亡」了!

這個世界有一群人,也為了自認為神聖的價值信念,願意接受訓練,成為突破死亡本能恐懼的殺手,一心想要對付怨恨極深的敵國執政者與軍警,但敵國的執政者或軍警,哪裡是容易下手的對象呢?於是他們轉向無辜的平民百姓。看看伊斯蘭的恐怖分子脅迫客機炸毀摩天大樓、疆獨人士用自殺炸彈去炸毀公共汽車,同樣是勇敢走向死亡之路,但連帶陪葬了多少無辜冤魂!所以當我的大陸學者朋友們提到西藏僧侶時,我往往提醒他們,西藏人民的行動再怎麼激烈,都還止於犧牲自己,而不去傷及無辜,有這麼仁慈、自制的反對勢力,中共政權應當要珍惜才對。

沛乎塞蒼冥的浩然正氣

最後舉文天祥的故事來說明:南榕先生的精神,亦將如同文天祥的正氣,長存世間。原本文天祥也可以像宋末的其他降將一樣,做個新朝貳臣,在元朝廷的收編下享受大富大貴的餘生,但他卻堅持不肯投降。俘虜沒有自焚的權利,但被綁赴刑場斬首的壯烈,也絕對不亞於自焚。如果文天祥當年成為貳臣,他的生命到今天早已化做塵土。可是他選擇了慷慨就義,因此他雖然犧牲了生命,卻在民族歷史上,留下了浩然正氣的典範。獄中留下的《正氣歌》,至今仍是每個高中生必背過的教科書文:「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沛乎塞蒼冥」的,就是這股浩浩蕩蕩,從天地精華而來,散播回天地之間的正氣,這與肉身飽受折騰所帶來的冤魂怨氣,是截然不同的。

《正氣歌》中描述了監獄中各種骯髒污穢的情景,以及充滿死亡的氣息,然而這麼惡劣的環境,卻能在文天祥的心中成為「安樂國」——「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就是這股沛然莫能禦的浩然正氣,讓他突破了生理、心理的限制,讓狹小污穢的監獄,都能成為安樂國土。南榕先生在71天的自囚生涯裡,也正是這股超乎物理、生物定律的浩然之氣,伴隨他突破了這個窄小的基金會空間,燦爛地走完一生。當然,他留給家人無限的悲痛,也留給我們無限的不捨,但許多人深重的共業,卻因為他的壯烈成仁而化於無形!

懷抱這樣的省思,我們感念南榕先生。《正氣歌》至今仍然膾炙人口,它比文天祥肉身的生命,還長個十倍、百倍,而我們眼前所看到的,基金會持續推動台灣民主,留存南榕先生生前的影音、墨跡,創辦刊物與網站,這些豐富的內容,不也就像是當代台灣民主運動的一部《正氣歌》嗎?即使在座的我們有一天都化為塵土,這些文物依舊是存在的,它們被悉心珍存、守護、展示,因為珍存、守護、展示之處,就是「沛乎塞蒼冥」的正氣匯聚之處。

我用這樣的心情來看待南榕先生的烈火焚身,誠如佛家所說的:「火焰化紅蓮」,今天的「花落蓮成」是前人辛苦耕耘、流血流淚的成果,我們要懷抱著無限的感恩,而且謹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相信這也是南榕先生對我們的期許。謝謝大家!

■聽眾提問

陳世昌先生:

我心裡有一個長久的問題:在我們覺得這個政權是強權的時候,社會上有的人卻很支持它;在我們覺得失去國家的時候,有的人卻覺得國家很好。在差異這麼大的兩極之間,到底是我對,還是他對?看起來好像是我錯,因為我不是多數,所以我在台灣活得很痛苦。另外,台灣宗教界除了昭慧法師、長老教會等,關注社會議題外,其餘的團體像慈濟,寧可去日本311救災,也不願意為台灣的核能問題講一句話,他們講一句話的力量,比我們在路上走半天的效果好得太多了。這種無奈讓我很痛苦,但又沒有痛苦到要去自焚,就像昭慧法師講的,生物本能讓我痛苦地活著,這種問題想請教昭慧法師。

昭慧法師:

陳先生提的問題非常深刻!無論對國家的信念或社會的現況,台灣目前都存在著彼此認知落差很大的兩群人。我們覺得很不滿意,但卻有另一群人覺得很滿意。表象上政府也不像過去那麼的殘酷,這時候自焚一定會被認為精神有問題,而且能量沒有匯聚到一定程度,也激發不出民眾的強烈感覺。南榕先生的時代是滾水中的青蛙,放進去就會跳出來;同時也不要忽略了,南榕先生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到了某一個燃點而爆發出來才有力量,否則只不過是個閃出來的小火花而已。而且那個時代因緣也已經過去了,今天沒必要再走這條路。

但是我們該怎麼去看待這個落差,心裡才會舒坦一些呢?第一,該努力的還是要努力。比如,全世界都看到日本福島核災的恐怖現況,可是政府還是堅持要以核能發電,核四還是準備商轉。而核一、核二即使事故不斷,修復一下也還是要照常運轉。以台灣的地質狀況之脆弱,天災地變形勢之嚴峻,台灣民眾有朝一日是非常可能大量死於核災的。這時我們哪裡能保持緘默?當然是要發聲!「我發聲,故我存在」。針對政府的施政,甚至針對國家發展的大方向,都要發出我們的聲音,何況由於南榕先生的犧牲,讓台灣社會幾乎已經有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我們應該將南榕以生命爭取到的果實,努力地發揮到極致。

其次,如果對方的力量,已經大到蓋過我們的聲音,以致我們的理念無法實踐,這時也要懂得如何安頓自己的心。或許可以藉助宗教所培養的專注力與覺知力,把心專注在每一個發聲的剎那,覺知發聲的內容與善念相應,努力過後,就立即放下。不要再去繫念彼此之間的不同,因為那只會增加憂苦、憤怒,這些負面情緒首先會懲罰到我們的身體,讓身體產生種種疾患。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扔掉那些無意義的痛苦包袱,讓自己活得健康、喜樂,把周遭所有逆境,當做是激發信念的動力而心存感謝。

至於那些與我們不同想法的人,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待他。畢竟每個人都有從他生命歲月中所累積出來的歷史情懷,這種情懷根深蒂固、難以撼動也無法替代。所以與其把對方當成敵人,不如當作是在諸多因緣的堆砌下,所形成的一種狀態,只要再加入足夠的其他因緣,也有可能改變成另一種狀態的。

但是過程中一定要避免彼此相互傷害,傷害只會讓彼此的心意更加頑強而絕決。台灣需要的是能開啟心胸的對話環境,在信賴、穩定的情況下,聆聽對方痛苦的心聲,適度指出對方的盲點,這樣才有可能讓彼此的關係改善。如果這樣的友善對話環境並不存在,那麼任何一方奪到政權,就會重新詮釋歷史,把自己的意識形態灌進教科書,讓我們的孩童得到的,只是「政治正確」而非「普世價值」的思想觀念,這將是對言論自由最大的諷刺,也讓南榕先生以生命所爭取來的言論自由慢性消解!

言論自由不僅是讓我們把想講的話順暢地講出來,還包括對於逆耳之言的包容心。無論對方講出令人多麼不舒服、多麼刺心的話語,我們都要懂得傾聽,這樣寬廣的心念,將會發散出更多慈悲與愛的能量,讓彼此在友誼而非仇恨中,瞭解彼此的歷史情懷與生命傷痕。南榕先生與廖中山先生就做到了這一點:做為一個外省第一代或第二代,在生長過程中,對台灣歷史的認知,都來自於教科書的洗腦,而且也沒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親屬,這樣要理解二二八是不太容易的。當南榕先生主動站出來,告訴大家自己是外省第二代時,便是以最大的悲心融入民眾的痛苦裡,以「痛其所痛,苦其所苦」,化解彼此藏在硬殼裡互相疑忌的氛圍,無形中鬆動了他們對「外省人」族群的既定印象。

在這個過程中,「強者讓行」是定國安邦的法則。弱者可能有較多的疑懼,躲在疑懼所構築的硬殼裡爬不出來,這時擁有權柄的強者,必須要理解這些疑懼與痛苦,主動地釋放善意,甚且要形成具體的法令,帶動社會的良善功能。尤其當彼此落差很大的時候,「解鈴還需繫鈴人」。雖然許多的「繫鈴人」可能都已經不在人間了,但這時擁有資源的執政者,不能輕鬆地以「人不是我殺的」、「又不是我造成的」之類的話一筆勾銷,他必須概括承受「繫鈴人」的角色,勇敢、誠懇地懺悔,做出更多誠意十足的措施,這樣或許才有可能化解弱勢一方心裡的無奈、壓抑與仇恨,畢竟悲傷的印記深烙了那麼長的歲月,不是三言兩語輕易就能撫平的。現在政權又回到國民黨的馬英九先生身上,他應該要有這種智慧,而不只是以諸如「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之類的空話,來讓弱者釋懷。

香港最近發生人民和大陸學者互嗆的情事。香港人說大陸人是「蝗蟲」,大陸人罵香港人是「狗」,族群之間非常緊張。因此在四月初舉行的「宗教與族群關係」論壇,特別邀請我去談談,台灣怎麼走過這段族群緊張的歲月。論壇中我還是公允地說:「只能說,台灣經過民主前輩的犧牲,民眾共同的努力,達到了現前的民主成就,但族群問題事實上並沒有全然解決。」同時我也提到所謂的「轉型正義」,但這僅限於公領域部分。

在私領域中,「同理心」永遠是很重要的。所謂「弱者有理」,如果受害者願意選擇原諒,我們要真心祝福他的超越,但是如果他堅持選擇仇恨,我們也必須予以尊重,畢竟傷痕需要更多的耐心來治療它。只是從心靈深處來說,仇恨永遠不會讓人快樂,所以為了快樂的緣故,我們必須學習超越;也只有超越仇恨,心靈才能得到真正的釋放。其實人們對於痛苦記憶的本能遺忘,就是一種心理自衛機制,否則悲傷世世綿延而代代傳承,這對自己的未來生或是子子孫孫,實在是太沉重的負擔了。

我們常聽到「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沒有真相,不可能原諒」,是否選擇「原諒」,這是受害者在私領域的權利,而不是當政者或加害者所能置喙的。至於查明「真相」,則是公領域的責任。但在私領域裡,個人還是可以選擇超越,這是宗教給我們的一點提醒。

在那場研討會裡,有人提到文革、天安門事件,也有人提到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我依舊很誠懇地提醒他們:這些事情要等同看待,如果要求日本記住「南京大屠殺」,就沒有理由要求台灣民眾忘記二二八。在這種判準一致的基礎上,彼此才能發揮更大的同理心,用更多、更大的慈悲心來看待這些歷史慘劇。

至於宗教對社會的關懷方式,早年我也曾批評慈濟,但晚近我慢慢思考一個問題:像我們這種為翁山蘇姬到街頭抗爭的人,當緬甸發生大洪災的時候,是不可能被緬甸政府允准進入緬甸賑災的。正因為慈濟這種不涉政治的性格,才能讓緬甸或北韓這種專制獨裁的政權,放心讓他們挺進災區!所以在蒼生最痛苦、最需要救援的時候,確實需要慈濟這種不涉政治的團體。就像當年南京大屠殺,國際紅十字會保護了少數倖存者,可是他們當時也絕對不能譴責日軍的殘暴,否則任何救援工作都是不可能進行的。

雖然知道慈濟這樣有其缺陷,但是當我們這樣定位慈濟時,就不必心存過多的期待,因為這就是慈濟團體的性格特色。而且以慈善與社運對比,很顯然的,當一邊的力量極大,另一邊力量微小時,我們就知道眾生願意做什麼、不願意做什麼了。雖然我沒有經過南榕先生那個時代的嚴峻情勢,可是在運動中多多少少還是會面對到,讓我們身心很不舒服的警察和盾牌、拒馬,而大部分進入宗教的人,都是為了要尋求安慰,遠離憂苦,當他們還不夠強健到接受這類讓身心很不舒服的挑戰時,就眾生的生命本能來說,他們不願意選擇社運這一條道路,是應該被尊重與理解的。我們只能盡量集結更多另一邊的力量,來完成另一種使命。把慈濟與我們,當作是為了「生命的離苦得樂」與「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分進合擊」的伙伴,你的心情可能會好一些!
(以下兩段話,是多位聽眾陸續發言後,法師所做的兩次回應內容。)

昭慧法師:

我自己也在教育崗位工作,教育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一切都是課綱的問題,但真正嚴重的問題,是所有的學者及教育工作者,都被降服在一套綿密的網絡中。執政者用評鑑制度讓大學教授像被套牢、栓緊的驢子一般,所有的時間、精力都被拿來用在「拖著石磨打轉」這件無聊事兒,根本沒有時間思考,如何為社會改革而貢獻心力。這個問題在阿扁政府時代,不僅沒有解套,反而更緊密地把學者教師套牢。所以當曾志朗在對評鑑制度誇誇其言的時候,我心裡不免想到:「那你在當教育部長的時候,又是在做些什麼的?」很多人以為社會運動力量的由強轉弱,阿扁執政的時代是分水嶺,但其實真正的分水嶺,應該是教授群過勞死,或為了學校獎補助款、系所評鑑而沒力氣在公領域出現的時候。
執政者用獎補助款做「釣餌」、用評鑑做「棍子」,套牢了整個從大學到中、小學的教育體系。所謂「知識份子」,原本應該是社會上的強者,因為唯有強者才有能力帶動社會輿論的力量。但當他們都左右顧忌、不敢發聲時,社會就變得非常危險了。我們的課綱,就是由這些被套牢、栓緊的學者與教育工作者所編纂的。執政者想要怎樣將人民洗腦,透過他們都可以辦得到,他們可以完全漠視反對或非主流的聲音,因為話語權抓在他們的手裡。以前執政者還得運用警備總部來箝制人民的思想,現在只要「評鑑委員」耀武揚威而過境狂掃,剎時就哀鴻遍野,看你敢不就範!因此這個結構性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持續關切。

昭慧法師:

我們今天面對很多的挑戰,如高台水庫、觀音煉油廠、核四商轉等等,雖然情事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所以當我們回顧南榕先生時,他就像一面鏡子,照映出我們自己的面貌:我願意為這件事情付出多少心力?在每一件事情上,我的憂惱有多沉重?我對旁人有多大的信任度?當我們這麼觀照自己的時候,反而容易看清楚:自己還做不到的是什麼?因此不敢再這麼理直氣壯。這是南榕帶給我們最好的教材,但這套教材並不是教我們要跟著殉道,而是要我們反省,自己願意為社會的議題付出多少?

目前最爭議的美牛瘦肉精事件,已經都涉及到每一個人的食物安全了,但又有多少人願意為它而走上街頭?連食物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都不願意站出來抗爭,更何況是形而上的言論自由呢?所以這一代要面對的問題,其實並不亞於南榕的時代,這是我們要反觀自省的部份。

話說回來,我常區分公領域和私領域來談問題。在私領域中,要期許自己不斷地超越所有憤怒、仇恨、憂惱的情緒,但在公領域裡,我們又應該做些什麼呢?也許「火燄化紅蓮」的南榕先生,永遠是我們心裡的一面照妖鏡吧。

一○一、六、十二,昭慧潤稿於景英樓

【後記】

講結束後,在問答討論時,靜默坐在後頭的葉菊蘭居士,站起來走到側邊走道,含淚表示:

「這次與竹梅特別自南部趕回來,為的就是要聆聽這場演講。十餘年來,我曾做過基督教的慕道友,也長期在佛門中修習禪法,但我在宗教中的一切所聞,都是『自殺』對亡者十分不利」的相關詮釋,這讓我十分痛苦,甚至十餘年不敢提到『自殺』二字。今天聽到了演講,我終於放下了心中的重擔,完全釋懷!」

這番至情至性的表述,讓座中大眾無不感動落淚。會後,竹梅也含淚向法師表示:這次聆聽演講,讓她完全瞭解了父親作此壯烈選擇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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