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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國左翼佛教開路者:Ajarn Sulak(刊於弘誓雙月刊第158期)

 泰暹耆宿:從佛使比丘到素叻老師——泰國左翼佛教開路者:Ajarn Sulak

六、為匪彰目者Sulak

2018.2.19

  東南亞江湖上一直有兩個對Sulak先生有趣但矛盾的傳聞,他本人亦不諱言此事。一說Sulak是與美國人尤其中情局(CIA)有關,另一說則指控他是「為匪彰目」的共黨同路人,這恐怕是當年泰國軍方狂熱「反共」時的胡言亂語。對於前者,Sulak在自傳中有含蓄地提及其美方聯繫,他有接受美國當時為了反共所設立的亞洲基金(Asian Foundation)資助。近十年美國在緬甸所建立,旨在反制眼下其他亞洲國家對緬影響力的NGO網絡,其工作仍然與Sulak的團隊有某種間接伙伴合作關係。

  這類合作在冷戰年代並不奇怪,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及原新亞研究所校舍,都是美方這類機構資助建成,背後均涉中情局及美國國務院。當時美國在東亞尤其台、港推行的文教反共,與在東南亞上座部佛教推動的宗教反共,是一貫的邏輯,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2010)及Eugene Ford的Cold War Monks(2017)對此二例均有詳細討論。

  值得思考的是,縱使Sulak獲得美方資助,但他有否變成不顧泰國利益受損的美國宣傳員?事實上Sulak對美式經濟發展為當年泰國社會所造成的嚴重破壞,作出公開的嚴厲批評,並動員進行反制,所以才被泰國軍方目為「為匪彰目」要拉要鎖。類似的情況亦見之於同期泰國專跑農民維權的左翼僧侶。他們在泰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上強烈反美,但在公民社會、政治制度及國家僧團權力等事上的民主化立場,却是很親美的。而且後者已經進入國會二讀程序,差一點就成事。

  前述Sulak及左翼泰僧等「親美又反美」的詭譎例子,其實折射了美式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或時下所謂軟實力(soft power)當中好些非常微妙的原則,在此先不打開這個大BOX。惟現在某國也在東施效顰,沐猴而冠。HKUST Social Science的丁學良教授年前《X國的軟實力和周邊國家》(2014)一書對此作非常鋒利的剖析。……讀畢會心微笑,難怪該書即使在某國走漏眼意外成功出版,後來還是被禁了。

七、保皇黨人Sulak

2018.2.20

  當保守激進派(conservative radicalism)一詞被用來描述佛使、Sulak師徒時,保守(conservative)的其中一點是指他們屬「保皇黨」,即支持泰國的君主制,而且這批評更多是落在Sulak身上,因為佛使是没有受過完整現代教育的僧侶,那就算了。可Sulak是在末期大英帝國留學讀蕃書、識雞腸(嶺南耆老對英文的謔語),講蕃鬼佬民主及法治的籮友(lawyer),但却是個「保皇黨」?

  Sulak一生迄今,四度被歷屆泰國政府以量刑可以極重(15年徒刑)的褻瀆皇室罪(lése-majesté)檢控。所以,他是個涉嫌再三犯有褻瀆皇室罪的保皇黨。這表面的離奇矛盾恐怕是一場誤會。泰國在1910年其國父拉瑪五世手上進行國家制度轉型,開始進入現代化過程,但拉瑪五世改革過程中用的,是以絶對君權制(absolute monarchy)作為集權手段,並開始現代泰國版的國王崇拜。

  1932年由前述留學的政治菁英Dr. Pridi Phanomyong等發動共和革命,但因當時國王拉瑪七世願意妥協(這位陛下也是識雞腸,留學讀蕃書的),據說雙方居然互相禮讓,而和氣收場改為君主立憲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國王成儀式及符號性的虛君。雖然1932-1946年間,泰國絶不缺乏任何現代新興國家幾乎難免的混亂政治,但不太關國王的事,因為對權勢者没有利益幫助。

  2016年底拉瑪九世「駕崩」。回到1950年他「登基御極」之年。很多年後,九世王接受美媒訪問時坦承,剛開始的數年,掌實權的文、武官僚即使當著他的面,也會毫不客氣地直接說「你什麼都不懂,不必多意見,我們才會處理。」當時美國媒體還公開調侃,說這個瘦瘦像文弱書生似的戴眼鏡國王,有能力應對平均比他年長40歲,手執虎符兼令旗,螃蟹似地打橫行的老軍頭嗎?

  然而,未及數年整個反轉。官方通過前述的褻瀆皇室罪,十餘年間量刑急增,由本來非關刑事改為坐3年監,再升到現在的15年。換言之,泰國雖古來就有國王崇拜,但以現代刑法將「褻瀆皇室」循限制言論作刑事化,其實是戰後的新興産物,而且是實質君權半復辟的産物。自此永無寧日,動輒得咎,每年都有人莫名其妙因此被判重刑,且其判刑並無一貫原則可言,目的只是要表現「天威難測,蟻民駭服」。

  連讚美陛下都要用詞極慎,很多人是在讚美陛下時用詞不當,被送去坐牢數年的。據悉年前泰國紅、黃衫兩陣對立時,有某知名黃衫人仕(即皇家支持者),斥責他眼中對聖上及皇家大不敬的紅衫人(多為農民)「你如果不喜歡我父親的家,請離開,不要鬧事,」結果出事被捕受檢控,雖然明顯在表達支持皇家,但竟妄稱聖上為「我父」,一介草民,膽大無禮,休得放恣,抓起來!

八、褻瀆皇室的慣犯Sulak

2018.2.21

  講回來,50年代聖上形像大兜轉,這發生了什麼事?

  拉瑪九世登基後數年,冷戰開局,東南亞局勢劇變。掌實權的泰國軍事強人接受美國建議,將泰國變成美國在東南亞的剿共橋頭堡。越戰期間轟炸北越的美國戰機,80%以上是從泰國境內升空出發的。

  在此背景下,美國及泰國軍方決定「捧紅」拉瑪九世。褻瀆皇室罪火速加碼量刑,開始在媒體為陛下精心塑造明君形像。泰國國內第一批精心拍攝、印製,大量免費派發大眾的陛下聖照,其實是由駐曼谷美領館及美國政府新聞署(USIA)全權負責。先前調侃國王弱勢的美國媒體如《時代雜誌》(Time)等,現在却反過來大幅報導聖上英明神武兼勤政愛民,乃至大家熟悉的多才多藝。在此不敢對聖上個人無禮,但重點是:媒體的政治形象工程真是翻覆兩舌了。

  在軍方及戰後歷屆政府的操控下,雖然國王有時無奈是軍頭的傀儡,但皇家及其附屬勢力在這過程中,亦逐漸得到權勢的重新滋長,泰國的君權實質上從1932-1948年間的虛君,變成時下泰國研究(Thai Studies)學者Duncan McCargo所說的網絡君權(network monarchy),皇家本身亦樂於繼續維持本來是軍方要利用他時所提供的特權,其中包括「褻瀆皇室罪」的15年徒刑。

  這等於為1932年革命所要更革的「絶對君權」作變相招魂。

  唯有在這背景下,才能明白Sulak為什麼是個再三惹上褻瀆皇室罪的保皇黨。他其實是站在1932年君主立憲制的限權角度,接受儀式虛君,來批評戰後因冷戰被美國及泰國軍方故意重新養大,違反現代民主社會基本原則的皇室特權,兼指桑罵槐地批評在皇室背後扯線的軍頭。

  所以前陣子當泰國「今聖」拉瑪十世撤銷第四次對Sulak「褻瀆皇室罪」的檢控時,記者問Sulak對浩蕩皇恩的大赦,有何回應,他只說了一句「取消褻瀆皇室罪!」。

  Sulak的「保皇」,無非是指風俗上泰國應該維持君主立憲制下,權力受限的儀式虛君來凝聚國民情感,他承認是以英國皇室為原型及楷模。但Sulak「褻瀆皇室」所「褻瀆」的,是絶對君權制,及其配合軍方的借殼上市。與泰國主流社會及知識界的觀點非常不同的,是Sulak歷來都公開質疑拉瑪五世在塑造現代泰國上的貢獻,尤其視他為開現代泰國政治專制先河的罪魁禍首。固執的Sulak老先生,甚至一直因此否認自己是泰人(Thai),而只承認自己是暹羅人(Siamese)。

  唯有從這個角度,才能明白Sulak看似矛盾的「褻瀆皇室的保皇黨」,也許就是他英文自傳以《異議成就忠誠》(Loyalty Demands Dissent)為題的理由。他顯然認為,無論上至討論一個社會,下及討論佛教對個人關係或「友誼」之理解,莫不以「異議成就忠誠」,此即他所說的善知識(kalyāṇa-mitra)或諍友,這也許亦表現在他看似矛盾的「反美地親美」上。

  在泰國如果公開發表上述「妄議聖上」的言論,極可能就會惹來「褻瀆皇室罪」,外國人亦不例外。不過我的泰國學友們會明白,討論社會問題是無國界之分的。

  泰國皇家崇拜的題外話:即使到近年,皇室成員巡訪泰華社,民眾夾道歡迎,因應皇家成員不同身份,以中文高呼例如「公主千歲!」。若為陛下,則是三呼「聖上萬歲!」。好些年前曾在泰航上看到曼谷中文報紙《星暹日報》A1頭版一全版廣告。時前聖未崩,某華人社會賢達對國家人民貢獻良多,獲聖上御賜爵位,他登廣告公開感謝聖上,謝辭簡潔有力,只見正中斗大四個字。

  是為:「謝主隆恩~!」

九、還戒佛祖落草去

2018.2.22

  1973年民主運動成功推翻軍政府未幾,全面開放黨禁、報禁,運動的主流迅速激進化轉向馬克思,甚至部份是馬-列主義。佛使的觀念、Sulak建立的佛教知識份子團體及網絡,包括Sulak本人,都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被民運學生甩在後面變成「過氣」。原因是温和的宗教觀點「已經落在火速推進的革命形勢之後」,此後一段時間,佛教觀點只成運動主流外小眾團體的邊緣主張。

  即使本來是佛教學生議政團體中的學運骨幹,亦紛紛淡出Sulak的團體。其實完全是同一批人,但另起爐灶後,絶口不提佛教。有成員40年後解釋,當時再講佛教「和平理性非暴力」,會被「革命同志」們奚落為mae thap tham(佛法總司令)。

  當時學生相信,在此急需所謂「乘勝追擊」的歷史時刻,與其講佛教的人性內在覺悟與淨化那麼虛無飄渺,倒不如講馬上作社會制度改革,來得可見與實在。很多學生是火速從佛教徒變成毛派份子,部份人還很認真地先向佛祖辭戒請諒,謂將要拿起武器抗爭,恐怕要傷人,不想犯殺生戒,所以特向佛祖告辭云云。

  1976年10月軍方反撲,在法政大學校園恣意屠殺學生,之後軍警連同右翼民兵進行全面暴力清洗,大批學生狼狽逃離曼谷。泰共本來一直就有滲透學運,軍方這次武力反撲成為一個契機,使之後數年泰共連同其武裝力量突然全面壯大。這批投入泰共的學生,開始其游擊戰的叢林鬥爭。

  同一時間,曼谷局勢在高壓下稍稍穩定後,在1973-1976年間因為仍講「和理非非」1而一度被學運主流派邊緣化的「温和」佛教學運團體ahiṃsā團(不害,泰文klum ahingsa)及善巧團(klum santi withi)仍留在曼谷,並在Sulak鼓勵與建議下重新展開以宗教、社區服務、引介思想及另類教育為主的活動

  當時仍然是engaged的越南一行禪師及Engaged Buddhism觀念,就是在曼谷暴風雨過後,由這些「温和」佛教學運團體引入泰國。他們以聯署及跨宗教合作,成功遊說重新掌權的軍政府釋放在曼谷拘捕的600名政治犯。軍隊突然發動政變時,Sulak正外訪,因為在通緝榜上名列前茅,所以即時流亡海外數年迄1970年代末,但他與ahiṃsā團一直聯絡緊密,近乎遙距隔空協調行動。

  話說回來另一邊廂,加入泰共打游擊的泰國同學們慢慢體會到泰共的教條、殘忍好鬥、嗜殺,尤其最惡劣的,是他們發現泰共其實只是其他亞洲國家共黨的泰語支部,往往損害泰國利益。泰人在泰共是無話事權,一切由外國共黨決定,但實際上所做的,都是損害泰國以利其他國家。這些學生很快,就不甘當為外國賣命的「泰奸」了。

十、放下屠刀回岸來

2018.2.23

  此外,這些泰國同學儘管一度自以為「革命需要」而淡出佛教價值,但從來没有完全否定或仇視之,畢竟佛教如何能與泰人文化分割?然而,泰共並不接納其成員思想的「有欠徹底」。

  1980年代初,開始有參加游擊隊的前學運學生脫離泰共,透過Sulak等的牽線,投佛使比丘門下出家為僧,這在泰共內的原流亡學生間引發骨牌效應,紛紛脫離泰共,且其中部份人將在泰共的數年經驗的反思告訴佛使,促成佛使據其剖析,撰寫其對唯物主義的評議。

  這批在1980年代初脫離泰共的學運成員,不少人重回佛教。其原因之一是,他們入共黨的生活經驗,讓他們省思到一個嚴肅的哲學問題:社會制度的變革和人性的自我完善或價值底線的持守之間,雖然有間接關係,但没有直線的單一因果關係。換言之,從壓迫下得政治解放,和人性從執著中解脫出來,二者之間是没有直接的化約或代理關係。人性中的陰暗處是不會因為解放了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就自動消失的。更何況根本就看不出泰共等是在「解放壓迫」。

  這批前學運成員在八零年代初都脫離泰共,另一邊廂亦因泰府想與社會和解,而撤回對Sulak的緝捕,Sulak等歸國後透過ahiṃsā團日漸成熟的運作與日益廣泛的網絡,繼續從事各種建設性為主的社區發展工作,其中一個在八零年代逐漸成形的新領域,是僧侶在廣大農村地區從事基本社區建設,包括之前提過的護林僧,這類新的工作範圍雖然仍偶涉直接抗爭,但更主要還是從事增強農民社區力量的實質建設。

  Sulak等是當時關鍵人物之一,運用他的說服力、組織力及國內外人脈,引領身陷泰共極左暴力路線進退維谷的大批學生在脫離泰共後,謀求與泰府和解。同時Sulak所指導的ahiṃsā團廣泛吸納這群學生,讓他們帶著其經歷,重新進入農村參與社區建設。泰國1980年代後期第一波廣泛生根於社會的農村NGO,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落實。

  在這一點上,其實看到Sulak無論在個人性格與社運視野方面,都有其特殊之處,他並不計較這些學生曾經「過橋抽板」,在民運順風時離棄佛教背景的原温和路線,甚至投向泰共,只要回來前隙不計,回到佛教温和左翼路線上建設社區,並落實在發展廣泛的鄉村自治。

  2001年Bhandit Ritta執導的泰國政治電影《獵月:曼谷十月事變》(http://www.youtube.com/watch?v=6D_ReUK1Wtc),就是表述軍方反撲後,逃住農村加入游擊隊的民運學生,如何在數年間因泰共嗜殺而離開之轉折。

  軍方反撲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泰府只容許三類大學生團體存在:扶輪社、佛學社及音樂社。Sulak重施故技,引導大學生的佛學社再一次成為年輕佛教知識份子與新一代社會運動網絡滙流,共同醞釀社運觀念、議題組織及技術更新的場所。醞釀出來的新一代策略,更多是以實務與技術,先著眼民生及社區的具體問題來與官方週旋,而不是首先在政治議題上作直接對抗,從磚石瓦木的民間社區基本建設,累積出整個公民社會的堅固基礎。

  這對僧團本身而言還有其他作用:一,藉此重建地方僧團與農村社區之間的關係,以有效削弱代表政權的曼谷僧團總部對地方僧團的不當支配與干預;二,這也是地方僧團透過由下而上地,逐漸更革僧團上層權力與觀念的手段。


[1] 「和理非非」是近年港式政治術語之縮寫,意謂「和平理性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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