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誓雙月刊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世紀新聲》序

釋昭慧

   天下之種種文鬥武鬥、明爭暗鬥,依佛所見,不外乎是「欲諍」與「見諍」:為權、為名、為利、為色而爭,是名「欲諍」。世間各家言論相爭,佛教與外教爭,大乘佛教與聲聞佛教爭,聲聞佛教部派相爭,大乘三系學派相爭,禪、淨、密、律宗派相爭,漢傳、南傳與藏傳相爭,是名「見諍」。

唯獨一種「千不該爭,萬不該爭」之論諍,是為大乘佛弟子之間的「入世與出世之爭」。

為何「千不該爭,萬不該爭」?原因是:

  一、名實不符:
既名「大乘」,就不應該又要裡子又要面子——一方面要獲證無上菩提,祈願為天人師;一方面又藉口凡夫無能,不肯行利生事。退一步言,好樂隱遁,一意尋求自我解脫,而無心從事利生事業的修行人(以下簡稱「隱修僧」),既然聲稱需要專力修持,就應做個名符其實「放下萬緣,不問世事」的隱修僧,倘不此之圖,反而向世間探頭探腦,說長道短,本身就已違背「隱修」之名了。

  二、自我顛覆:
這些隱修者,聲稱要傾全力以修持,所以無暇行利他事,既然如此,理應交出一張「修持成績單」來證明:他們比不隱修的人有更好的自我觀照能力。但他們竟然無法覺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於出世、入世之議題上大動干戈,有的甚至以極端挑釁的語氣,辱罵主張入世利他的高僧大德。這樣一來,豈不是更加減低了隱修的正當性嗎?世人難免要從他們的言行來質疑「隱修無效」的。

   三、有違教證:
隱修僧若自認屬於「大乘」,卻迴避了諸大乘經明文規定的「六度四攝」利他功課,而單單挑選了「定慧」二度,就正當性而言,原是極其不足的。於是,他們最常出現下列遁詞:「我不是說『不要廣度眾生』,但凡夫位時尚無把握,勉強利他,也只不過是『淪為煩惱與業力的手下敗將而慘遭蹂躪』而已。要利他,也要等成了『聖僧』以後再說。」

乍聽之下似乎有理,但是,且不說「菩薩是否異生(凡夫)」在部派時代還大有爭議(上座部就認定菩薩只能是「異生」而非聖者),就算是大乘經論,也無不說:資糧位的凡夫菩薩應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所以隱修僧的說法,實在找不到聖教量的根據,只能說是「純屬個人意見」。

  四、有違理證:
退一萬步,就算不談部派與大乘經論的教證好了,這種「只有證聖才能利他」的言論,在理證上也大有問題。我在本書的〈立敵共許辯證兩則〉一文,就做了反駁,茲不重贅。

  五、有欠厚道:
隱修僧常讓僧伽因他們而面臨著世間諸如「寄生蟲」、「不事生產」、「逃塵避世」、「消極悲觀」、「不知民間疾苦」之類的羞辱責難。

即使如此,筆者個人還是不忍責備隱修僧「拖累佛教」,只是傾全力從事正面的弘法利生事業,意圖改變世人對僧尼的不良觀瞻,從而洗滌前諸汙名,以利僧眾「令正法久住」之大業。不祇是筆者,台灣還有眾多無私投入佛教慈善、文教事業的僧尼,功績卓著,有目共睹,這才使得社會對僧尼的刻板印象改觀,辱僧風氣稍斂。這樣一來,隱修僧也無形中蒙受大利,得以有尊嚴、有奧援地繼續他們的隱遁生涯,而不似上一世代的僧中長輩,卑微存活於社會之中,默默隱忍著世人紛至沓來的羞辱之語與鄙夷眼光。

其實,不祇是在中國,普世(包括西方也一樣)對於隱修僧都有一種隱微的敵意,認為他們不知民間疾苦,忽略社會責任。中國文化更是以「兼善天下」為主流思想,對於「獨善其身」的隱士,從未給予太高的評價。隱士若不安份隱遁,更被譏以此做為「終南捷徑」。因此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一開始就傾向於大乘佛教,從而獲得了廣大人民的信賴與接納。憶昔梁漱溟先生,以「此時、此地、此人」,對隱遁氣息濃厚的佛教給予責難,甚至因此而棄佛入儒,這何嘗不是促使印順導師提倡「人間佛教」的重大觸媒呢?

我們可以這麼說:正因為歷代以「行菩薩道」自期的僧尼,共同撐開了一把巨大的保護傘,緩和了社會對隱修僧的反感情緒,抗拒著政治與異教勢力對佛教的刁難與迫害,並積極宏法度眾,而造就出大批護法居士,得以張羅隱修僧的四事資糧,有了這些「利基」,隱修僧方能如願避居山林,專力修持。

這就是「千不該爭,萬不該爭」的第五個理由——矢志「出世」(或是主張「凡夫先求出世,證聖以後再行入世」)的隱修僧,既然深蒙其利,不知感恩也就罷了,竟還對「行利他事」的凡夫菩薩指指點點,不是抹黑其動機為「討好群眾」,就是貶抑其事行為「徒勞無功」;當凡夫菩薩為佛教、為眾生忙得席不暇暖,「不修深禪定,不斷盡煩惱」時,隱修僧還要譏刺他們「欠修行、沒深度」,這種行事作風,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大乘佛弟子之間的「入世與出世之爭」,最常卡在「凡夫有沒有資格行菩薩道」的焦點上。在此筆者姑且跳開前述五項理由,直接就著與自己有緣的幾位師友,勾勒三幅「具煩惱身,行菩薩道」的圖像(由於印順導師是筆者常常提及的典範,茲略)。

圖像一、帕奧禪師:

   他老人家行菩薩道,但也無私地把共世間的四禪八定、聲聞行的諸階觀智,以及南傳阿毗達磨,一一傳授給有心尋求解脫道的學人。為了弘傳禪法,他不辭辛苦,國內外奔波不休;前年,他積勞成疾,受大病苦,在台大醫院住院接受治療。基於南傳上座部論義,他不祇一次堅稱:菩薩必然是異生,入證初果就得直趨解脫。隱修僧們老是以帕奧禪法為例,強調「不證聖不足以利生」,以譏刺太虛大師或印順導師的「人菩薩行」不足為訓,殊不知,帕奧禪師本人正是南傳佛教中,「以凡夫身行菩薩道」的最佳典範!

圖像二、性廣法師:

   他早年向筆者學法,有著善財童子般的純淨心靈,有著禪師的資稟與經師的歷練。他原本就有些禪觀經驗,但總覺得次第不夠清晰完整,於是在民國八十六年暑假,放下萬緣前往緬甸毛淡棉,親近帕奧禪師。於帕奧叢林精進禪修期間,他足不出寺,在簡陋的環境裡夙夜匪懈以加功用道。禪觀中的無限光明,讓他足以忘卻屋頂遍佈的蜘蛛網,臥具中令人頭皮發麻的蝨蚤,以及緬甸國土上處處可見的窮苦童工。當他在禪法上有了重大進展之時,周遭道友紛紛向他道賀,他反而不知怎的,只要一想到「這樣用功下去,聖果指日可期」,內心就湧生無限蒼茫的悲切之情。他自忖:這大概是「不忍眾生苦」的菩薩習性在「作怪」吧!

幾經反思,他毅然決定返台,與學團師友共同扛起弘誓建校的重擔。當其時,帕奧禪師慈悲挽留:「依你進步的情形,只要再於此間用功三個月,當可修完全部課程。」但他依然選擇了歸途,直至新校舍竣工之後,才有了第二次的帕奧禪修之行。他回到台灣的最大貢獻就是:第一、二年分別與新竹壹同寺、月眉山靈泉禪寺合作,襄助禪師來台教授帕奧禪法;第三年,弘誓新校舍業已落成啟用,正巧提供了良好舒適的禪堂、寮房、齋堂與經行庭園給禪修學員使用。直至第四年由傳道法師接辦禪修營,他才稍歇了一口氣。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三年期間,他犧牲了自己精進禪修的良機,但是三年「帕奧禪修營」辦下來,成就了四百多位僧眾的禪觀道業。

圖像三、弘誓學僧:

   當日犧牲自己的修道權益來成就他人道業的,又何祇是性廣法師。帕奧禪修營每年一個半月或兩個月,報名參加禪修者極其踴躍,但是義工來源的問題可就棘手了。猶記得第三年(民國八十九年),禪修營在弘誓新校舍舉行,對學院師生而言,身處「近水樓台」,原是精進禪修的大好機會。畢竟前兩年,他們已發心扛起了繁重的護持工作,筆者身為主事者,也不忍要求他們再一次犧牲自己,以成就他人的道業,所以一視同仁,鼓勵他們統統參加。然而現實難題就擺在眼前:統籌發落,服務學員,張羅四事,帶領義工,在在需要人手,倘若大家都要學禪,此類外護工作又要誰來做呢?可敬可愛的共住學僧們,看到筆者與性廣法師如此為難,竟然主動棄權,甘為後勤部隊。

隱修僧慣常譏嘲人間菩薩不事修行,卻罔顧一個難以迴避的現實課題:個個都愛坐轎,又有幾人願意扛轎呢?坐轎人在坐享其成之餘,難道還忍心摀鼻嫌惡扛轎人的汗酸味嗎?就算是人間菩薩因事忙而疏於禪觀修行,難免夾帶著貪瞋癡煩惱的汙濁,隱修僧也應謹記:潔淨的蓮花猶要長養於淤泥之中,旁人猶可對淤泥產生嫌惡之情,但蓮花本身卻最沒有資格譏嘲淤泥的惡臭。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菩提資糧」。在護持禪修營的月餘時日裡,學團師友寓修行於工作之中,忙得法喜充滿。間或有貪瞋癡相互觸惱之時,卻也談不上是「淪為煩惱與業力的手下敗將而慘遭蹂躪」(如石法師語),反而多了一些如法如律以滅除諍事的學戒經驗。漸漸地,他們在人與事中磨除了身上的銳氣、躁氣,待人更見柔軟、慈悲,遇事更能耐煩地善巧應對。

從旁觀察,我們也發現到:部分禪堂學員,因為有全心、全力、全時段可以起煩惱,所以貪瞋癡煩惱不但不遑多讓,而且猶有過之。諸凡自己禪境是進是退,較量他人禪境是勝是不如之類情事,都容易令其生惱。不但如此,連窗子是開是關,食物是鹹是淡,蒲團是高是低之類芝麻綠豆大事,也可以令其大動瞋心。惡形惡狀,不一而足。還有部分禪修者,也許因為他們只關心自己的修行進度,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言行舉止往往很自我中心,從而招致一些義工的微詞。

發心護持他們的學僧,這一切看在眼底,卻能謹守「觀德莫觀失」的教誨,隱惡揚善,不忍見義工或護法居士因他們的表現而退心。

經過這樣的「近身觀察」,我們終於確認一項事實:禪堂裡與禪堂外,隱修僧侶與凡夫菩薩,不起煩惱則已,煩惱一旦生起,同樣是面目可憎的!既然如此,彼此又何必互相譏嘲呢?以寬厚感恩的心互相包涵,互相成全,不是更符合「緣起中道」的智慧嗎?

儘管「千不該,萬不該」在入世與出世的話題上起諍,但畢竟修行人就不等於佛陀,不夠圓滿的心靈,不論是在山林隱遁,還是在塵世奔忙,由於煩惱作祟,總是不免無事起諍。「入世與出世之爭」,於是成為一個兩千年來「不退流行」的古老話題,而且它就像打擺子(瘧疾發作)一般,久不久總會發作一次。

當代台灣佛教的「入世與出世之爭」,隨著「印順學」之研究,圍繞著「人間佛教」的主題,就這樣熱辣辣地展開來了。

印順導師可能要深深歎息他「生不逢時」吧!在他還「講得動、寫得動」的年代裡,所有批評他的看法都只流諸口耳相傳,不敢正式表諸文字,以資互作法義上的「無諍之辯」,對此,他總是深感遺憾。諷刺的是,到了「講不動、寫不動」的耄耋之年,他竟然「很巧」地開始面對著紛至沓來的批判文章(以下簡稱「批印」文章)。縱算他有再高深的「立破無礙」智慧,「講不動、寫不動」就是他的最大罩門。於是,緘默,成了老邁的他面對所有挑戰時,唯一的回應方式。

然而,作為以「人間佛教,薪火相傳」自期的弟子門生,難道也可以保持緘默,而不為自己所服膺的真理作些辯白嗎?還有,作為一位有良知的佛教學者,難道忍心看著人多、勢眾、篇幅大的口水戰,淹沒了真理與實相嗎?而這樣的考量,就是江燦騰教授與筆者無法保持緘默的最大原因了。

同樣的,縱然我們有再淵博的知識或「立破無礙」的智慧,也依然有我們的罩門——「時間有限」就是我們的罩門。江教授雖無暇回應,但基於研究台灣史的需要,還是會瀏覽相關群籍,至於筆者,面對那些冗長的「批印」文章,連閱讀都沒時間了,哪有可能一一回應呢?

回想起來,面對這些「批印」文章,筆者個人的心情,也隨著生理年齡的成長而有所轉折。誠如筆者在本書〈昭慧聲明啟事〉一文所言:三十幾歲時,常常看到人胡說八道以傷害佛教、正法或師長,立刻披掛上陣,鏖戰不休。一轉眼,筆者已四十好幾了。生命忙碌而短暫,愈來愈覺得:要做有意義的發揮。於是不再「有響斯應」,面對一些不入流的,或只有情緒謾罵的「批印」作品,往往來個相應不理。

即使對方「敝帚自珍」,頻頻郵寄大作上門,筆者也還是原封不動予以退件,或者轉手就棄置於資源回收筒中。筆者深信:讓它們自動成為「歷史的泡沫」,就是最省事的方法。

然而,厭戰並非畏戰,有些人偏不信邪,「老虎不發威,被人當病貓」,得寸進尺,尋釁不已。偶而筆者給「騷擾」得不耐煩了,也會在私下給他個小小的「馬威」,讓他知難而退。至於公開應戰的部分,為了避免抬高對方身份,正中其下懷,所以總是「能省則省」。

厭戰之心雖切,本書依然被「催生」了,催生它的人,就是強調必須成聖方能利他的隱修僧如石法師。

也許有人會質疑:「批印」之人既然如此之多,你為什麼單挑如石法師而作回應呢?筆者的回答是:一、如石法師是一位勤懇真誠的修行人(兼學者),其大作在「批印」群文之中,還算是最有程度,而值得筆者相與交鋒的。二、正因他隱遁山林,不問世事,所以有極多時間可以張羅窮盡所有的「批印」觀點與資料。這樣一來,回應如石法師的同時,就幾乎等於對所有重要的「批印」觀點,做了一個「總回應」。

質是之故,本書之出,無形中就成了「對印順導師思想質疑的總回應」。有的法師、居士告知:在一些佛學院與讀書會中,將筆者回應如石法師的文章取來共同研討,以作為「人間佛教」面對挑釁時的「教戰手冊」。

本書題為「世紀新聲」,為的是凸顯在「此時、此地、此人」的情境中,當代人間佛教行者與台灣佛教學者,對諸圍繞著「印順學」的重大議題——特別是「入世與出世之爭」,表達吾人的至誠關切。

回想起來,早年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知卯上了多少教界前輩與學界賢達。但是真誠為法的心,還是禁得起時間的檢驗,到頭來,筆者竟然還是獲得了這些教界前輩的護念與學界賢達的道誼。此中,與筆者共同編輯本書的江燦騰教授,以及極力護持筆者的李元松居士,就是兩個極好的例子。

熟悉教界狀況的人,對於我們之間「大戰數回合」的情景,大概都不會感覺陌生!江教授當年對導師冒出一句「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以及現代禪刊物上時不時拋出一、兩句對佛教或導師尖銳無禮的批判之詞,總是讓筆者火冒三丈,忍不住提筆上陣,與他們「捉對廝殺」一番。然而曾幾何時,教界、學界心目中「張牙舞爪」的江教授,以及教界視作「魔頭」的現代禪掌門人李元松老師,都與筆者相交莫逆!在筆者為護教、護生而打拚之時,他們總不忘適時從旁協助;當筆者被小人暗算而承受著精神折磨的時候,他們也不吝伸出援手,來函為筆者打氣,或是公開撰文,為筆者平反冤屈。

近數月間,看到如石法師對導師施以凌厲攻擊,江教授雖非導師的弟子門生,但是深富俠情的他,路見不平,立刻拔刀相助。他於文章中直呼如石法師俗名「陳玉蛟先生」,筆者曾勸其改稱對方以法號,他百般不願意,理由可真令人匪夷所思:「我不願意批評法師,但我是學者,以批判學者的心情來批判他,感覺比較沒有負擔。」但是筆者在編輯本書的過程中,怎麼看都覺得不妥,於是再度去電,央請他無論如何改變一下稱謂,以示禮貌,最後,他終於勉為其難同意了筆者的要求。從這一件小事之中,筆者在「張牙舞爪」的表象之下,體會到江教授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赤子天真,也感受到他對出家法師那股「恨鐵不成鋼」的殷切情懷。

在教界極具爭議性的李元松居士,在筆者的心目中,是一位謙和理性而極具俠情的禪者。他早年對印順導師思想,在感恩受教之餘,總不忘記強調自己「有不受教的成份」。為了在這些「成份」上的意見不同,筆者與現代禪中人也曾「大戰數回合」。到如今,李老師年歲漸增,也就愈益敦厚,前些時日還告知筆者:那些「不受教的成份」現在看來已沒有那麼重要了,他自我認定是「廣義的印順導師門下」,願傾餘生之力,弘揚受教於導師法乳深恩的思想。

月前某位現代禪門人受託撰寫「慈濟一灘血」的翻案書籍,書稿將成,為他所悉,他乃痛責此君,要此君在「停止撰稿」與「退出現代禪教團」二者之中擇一。此君思之再三,終於恭謹受教,停止了所有撰寫、出版的工作,但李老師也因此而被部分學者指責其「控制門生、壓抑學者尊嚴」。他這樣暗助佛教正派團體的善意,未必為教界之所知悉,所以至今一般佛教中人,還是視他為「對僧伽極不友善的大魔頭」。

筆者與楊惠南教授之間,也是一個「不打不相識」的案例。早年筆者對他批判僧伽的文章極不以為然,也曾披掛上陣,迎頭痛擊。還記得有一次,佛青會在師大國際會議廳為印順導師舉行祝壽研討會,藍吉富教授、楊惠南教授與筆者都受邀為發表人(或講評人)。午宴之時,藍老師半開玩笑地說:「印老早年筆鋒非常犀利,愈到老來愈見溫厚;我看昭慧法師等到老年,下筆一定也會溫柔敦厚起來。」筆者當即回答:「惜乎屆時楊惠南教授也垂垂老矣,領受不到我的改變了。」兩位教授聞言皆啼笑皆非。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沒料到後來彼此間竟也成了理念相同的益友。

依過往的這些經驗,筆者相信,只要兩造都是出於「真誠為法」的動機,那麼,論諍將只是個探索真理、磨合意見的過程,縱使在爭辯當時,難免因詞鋒銳利而互相挑起一些情緒,但在情緒沉澱之後,彼此反而可以成為學業或道業上的「諍友」。

筆者確信因果: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衷心祝福:圍繞著本書的種種因緣,包括思想源頭的導師、《世紀新聲》的作者、編校者、讀者、助印者,提供意見的友人,乃至催生它的論敵,都能真誠為法,而在論諍、共事或互助的過程中,學習到心性的成長,那將會是不動不壞的菩提道種!

九十一年四月九日,于尊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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