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誓雙月刊

 批印諸文學術失範和學風問題舉隅

 宣方(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2016年10月29~30日,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暨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在無錫召開。會議的宗旨,據主辦方發佈的新聞通稿,旨在「紀念印順法師為中國佛教所做的貢獻,緬懷佛門先賢深入經藏、闡揚佛法的豐功,同時也對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予以探討、反思和抉擇,並對新時代佛教的發展建言獻策,期許新時代佛教護國佑民,造福世界。1乍一聽十分正面。

  孰料第一個作大會主題發言的周貴華,就在論文中將印順法師定性為「大乘的失道者」、「大乘佛教乃至全體佛教的壞道者」、「佛教聖道中的『獅子蟲』」。言辭之激烈,無異於對一代大德開棺鞭屍。隨著會議論文集的流出,人們更是驚訝地發現,其中收錄的竟然幾乎是清一色的批印文章。這次所謂的紀念印順法師誕辰110周年的會議,不折不扣是借紀念之名行清算之實,乃至以鞭屍式的措辭竭盡羞辱之能事,稱之為無錫批印會議更加名副其實。

  無錫批印會議,特別是周貴華的激烈措辭令教界群情激憤。印順法師曾經求學和執教過的閩南佛學院,便有歷屆校友兩百餘人連署,要求周貴華就辱罵一代高僧公開道歉,並要求閩院解聘周貴華。之後,因未得到周本人及閩院的回應,更有性急的法師以公開信形式投書國宗局、社科院和中佛協,要求相關部門表態處理。有司自然不會公開回應,免得造成迫於壓力行事的觀感。教內高層,私下也多以為事件屬於正常的學術爭論,佛協不宜表態。學術界則一向反感政治干預,反倒因此對周多了一些同情。

  此事鬧得沸沸揚揚,自有其複雜的時節因緣和教內糾葛。筆者不是教界中人,也無意捲入教界的紛爭。但教內高層將此事定位在正常的學術爭論,容易使一些不諳學術的四眾弟子產生誤會,以為學者們在學術的冠冕下就可以恣其所欲,肆意辱罵。畢竟,主導此次會議的核心成員周貴華、蔣勁松、馮煥珍諸君,頂著國內頂級學術機構的教授頭銜,在不諳學術的教界中人看來,其論述有天然的學術正當性和權威性。而學術界並不知教內高層有這樣的定性,更不覺普通教徒有這樣的憤懣,認為這種討論純屬教內紛爭,既非學術性質,又無學術含量,大多不屑一顧,覺得關注已屬多餘,回應更是自貶身價;稍微有心的,也只是作壁上觀,私下裡拿其中若干言論揶揄戲謔。筆者以為,文革以後佛教的恢復發展,教界學界的良性互動是一個重要助力,值得珍惜。因此,有必要略作澄清,明晰學術和信仰的立場分際,免得教界對學術更增不良觀感。本文僅枚舉幾例,揭示批印諸君文中存在的學術失範和學風問題。

  無錫會議批印諸文,幾乎都援引太虛對印順所著《印度之佛教》一書之批評作為有力論據。如果作者以信徒自居,作信仰性論述,視太虛所述為聖言量,學者自然尊重其立場。但將其視為學理性論述,則應當按照學界共許的學術規範來討論。既然要評斷太虛和印順兩造的是非,就應該如法官斷獄,先看甲方之論述,再看乙方之反駁,然後質證雙方之證據。官司既然由太虛大師評議印順《印度之佛教》而起,就應該先講太虛怎麼評,再看印順如何答覆,然後檢核原書,看兩造誰的論述更接近事實。

  與會者之一的蔣勁松之前撰有《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一場重要的路線鬥爭——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的評議略述》,專門處理這一議題。此文流傳甚廣,蔣君也頗為自矜,提交無錫會議的論文中開篇就稱引此文。無錫會議之後,蔣君又特意重新發表此文,並特贅數語,說明「此文多年前在網上匿名發表,現在以實名再次發表,以接受各方的指正」,並表示「(若有錯誤)歡迎具體指出,如能寫出學術文章詳細批駁就更好」。2正好2016年3月間,曾有友人徵詢我對此文意見,因此也曾寓目。此文一些論述方式不無可議,在批印諸文中帶有共性,故不妨以此為例略加分析。

  蔣文第一部分介紹寫作緣起和事件緣起,此處先略過不提。第二部分開篇如下:

  二、歷史考證與佛學研究

  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歷史考證與佛學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批評。太虛大師指出,中國古代雖然移譯了小乘經論,但很少象大乘經論那樣系統研究。「今得原著從四含、六足,以至大毗婆娑、順正理等所曾辯涉各方,揭出雖譯久晦之多種精義,及諸可為演生大乘之源泉者,益增教義內容之豐富。然亦因此陷近錫蘭之大乘非佛說或大乘從小乘三藏紬譯而出之狹見。」(《再議印度之佛教》)

  這裡,太虛大師一方面肯定了印順法師從小乘經典中發揮大乘思想的做法,但是也明確地反對依據世俗考據學認為大乘思想是後世佛教徒從小乘經典「發展」和「創造」的觀點。

  這部分開宗明義指出「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歷史考證與佛學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批評」,接著引太虛原文說明具體的批評內容,最後歸納太虛對印順法師著作認可和不認可的部分,邏輯清晰,文字洗練,體現了作者良好的學術素養。

  以前兩個段落體現的學術素養,我們有理由期待,作者接下來為我們呈現印順如何抗辯和回應其師。如果沒有直接的相關文字,就要看印順其它地方的回應。但作者卻是迫不及待地宣告這樁學術公案審判結束,並作自己的推論:

  從目前的狀況看,太虛大師的批評是很有遠見的,聯想到在將印順法師尊為導師的臺灣有那麼多佛教徒攻擊龍樹菩薩、攻擊大乘佛法,就知道用學術進化的觀點來研究佛法的危險了!

  這一段有些費解。從學術的立場說,直接宣判(「從目前的狀況看,太虛大師的批評是很有遠見的」)本身就是學術失範。3特別是,針對太虛「陷近錫蘭之大乘非佛說之狹見」的嚴厲指責,印順如何做抗辯,作者不著一字,實在有違公正對待兩造的學術倫理。其實,即使蔣君連瀏覽印順相關著作的學術準備也不屑做,翻一翻現成整理好的印順著述年表或簡譜,也不難發現:就在太虛作此批評的當年,印順便寫過《大乘是佛說論》。如果翻檢《我懷念大師》一文,便知這是他與漢院諸生討論大乘的長函,當時還專門抄呈太虛。4再結合《遊心法海六十年》對學思生涯的相關回顧,可知這正是對治漢院諸生因南傳佛教大乘非佛說傳入而引起的困惑。5

  如果說上述問題還可以解釋為疏忽,那麼蔣文接下來的論述更令人困惑:

  聯想到在將印順法師尊為導師的臺灣(A1)有那麼多佛教徒攻擊龍樹菩薩、攻擊大乘佛法(A2),就知道用學術進化的觀點(B1)來研究佛法的危險了(B2)。

  這段話筆者越讀越糊塗,實在理不清其中的論述邏輯,所以坦陳自己的迷惑,就教於蔣君:

  第一,臺灣佛教界真的普遍「將印順法師尊為導師」嗎?三十幾年前,印順還在感慨自己踽踽獨行,是「冰雪大地上撒種的癡漢」,三十來年後,難道這種局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至少臺灣佛教界所謂四大山頭(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當中,中台禪寺就不是奉印順為導師的,即使是非常讚歎印順的星雲法師,也明確說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是繼承太虛大師遺志而發揚光大的,並未奉印順為導師。

  第二,臺灣佛教界真的「有那麼多佛教徒攻擊龍樹菩薩、攻擊大乘佛法」 嗎?作者能否給我們一個粗略的估計數目或百分比?

  第三,就算真的「有那麼多佛教徒攻擊龍樹菩薩、攻擊大乘佛法」,這些人真的是受印順影響嗎?就算這些人的確讀過印順的書,這代表印順認可他們的立場、或是從印順的書中能邏輯地推導出這種立場嗎?

  第四,就算A成立,和B之間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嗎?有人秉承極端狹隘的傳統偏見(部派佛教時代的大乘非佛說、誤解龍樹為斷滅空),反倒要歸咎於現代學術研究的觀點?況且,誰不知道龍樹是印順最為推崇的大乘論師呢?有人攻擊龍樹,這賬要算到推尊龍樹的印順頭上,這是什麼邏輯?

  第五,「用學術進化的觀點來研究佛法」真的是印順所贊成的嗎?稍微翻一下印順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等談佛學研究方法的文章,就知道他是明確地反對所謂進化的觀點,更反對現代學術研究的背本逐末的傾向。這一點,連無錫會議批印諸君很多人也不否認。

  很難相信,這種論據失實、邏輯混亂的表述,與前面持論有據、邏輯清晰的表達出自同一人之手。

  這還僅僅是開始。隨著行文的推展,到第二部分末尾,蔣文說「在對於印度佛教歷史的分期上,太虛大師的批評更加激烈」,並引太虛原文為證。接下來乾脆連稍作歸納也略去,徑直宣判:

  因偏愛中觀遂至扭曲歷史真相一致於斯,令人驚歎!印順法師時常批評堅持古代的祖師大德們陷入宗派偏見,標榜自己堅持理性的立場,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殉一己之觀點而不惜歪曲佛教歷史的所謂「研究」,看到的卻是既無佛教傳承、又不符合學術規範的強烈執著。

  未有任何質證環節,卻徑直宣判印順「因偏愛中觀遂至扭曲歷史真相」,這已經罔顧最基本的學術規範了。其實,稍具佛教史常識,都知道在太虛和印順的佛教史觀之間,哪一種更合乎學術共同體的基本共識。而進一步指控印順故意「徇一己之觀點而不惜歪曲佛教歷史」,則更是超出正常學術研究而作道德審判的誅心之論了。可即使是道德審判,也應該拿出過硬的證據來呀。

  蔣文另一奇特之處在於,作為研究太虛印順師生之間就後者所著《印度之佛教》一書而展開的筆墨官司的專題論文,全文到行文過半,才有一處引述印順的原文。而就是這全文僅有的一處引述,也被蔣君曲解得面目全非。蔣文說:

  他在「敬答議印度之佛教」中為自己偏揚空宗貶斥他宗辯護時,認為龍樹菩薩的空宗才真正代表菩薩精神。「菩薩乘為雄健之佛教,為導者,以救世為己任者,求於本生談之菩薩精神無不合。以此格量諸家,無著系缺初義,《起信論》唯一漸成義,禪宗唯一自力義:淨之與密,則無一可取,權攝愚下而已。」(《敬答議印度之佛教》)

  原來大乘精神的完美代表只存在於小乘的本生談,而大乘禪、淨、密各宗甚至連無著這樣的大菩薩也不入其「法眼」,即使連他最為欽佩的龍樹所大力弘揚的密宗在他的筆下也僅是「權攝愚下而已」,則印順法師的標準實在是高不可攀!

  照蔣先生的解說,印順這段話意謂「大乘精神的完美代表只存在於小乘的本生談」,連大乘諸宗都不能及。果真如此嗎?且看印順這一段的完整敘述:

  三、空常取捨之辨:拙稿於大乘中見龍樹有特勝者,非愛空也。言其行,則龍樹擬別創僧團而事未果,其志可師。言其學,三乘共證法性空,與本教之解脫同歸合。惟初重聲聞行果,此重菩薩為異耳。無自性之緣起,十九為阿含之舊。於學派則取捨三門,批判而貫攝之,非偏執亦非漫為綜貫也。言菩薩行,則三乘同入無餘,而菩薩為眾生發菩提心,此「忘己為人」之精神也。不雜功利思想,為人忘我之最高道德,於菩薩之心行見之。以三僧祇行因為有限有量,此「任重致遠」之精神也。常人於佛德則重其高大,於實行則樂其易而速,「好大急功」,宜後期佛教之言誕而行僻。斥求易行道者為志性怯劣,「盡其在我」之精神也,蓋唯自力而後有護助之者。6(下同蔣文所引)

  顯然,這是針對太虛原議中批評他「莊嚴『獨尊龍樹』之主見」的觀點而作的回應,闡明自己推尊龍樹,並非偏愛空宗,而是因為龍樹其行、其學(三乘共證法性空、批判而貫攝諸學派)、其所闡明之菩薩行最為完滿(「忘己為人」、「任重致遠」、「盡其在我」三德俱全),相形之下,無著系(論著)、《起信論》、禪宗(典籍)所闡述的菩薩行都各有所缺(無著系缺「忘己為人」,《起信論》缺「忘己為人」、「盡其在我」,禪宗缺「忘己為人」、「任重致遠」),而淨土與密宗,則三者皆缺。

  姑且不論印順的判攝是否確當,顯然他只是在大乘思想內部判教,並沒有說各系思想都不如小乘的意思。況且,即使說本生談中流露出完美的大乘精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本生談中所說的菩薩,特指成佛以前累劫修行的世尊。以釋尊在因地的菩薩行,作為大乘精神的完美代表,不是順理成章的嗎?這一點對太虛印順師生而言自是常識。因此,太虛在進一步回應時,也只是反駁說唯識、台、賢、禪諸宗皆具此三德,並不以為印順此處表述有尊小貶大之意。

  至於印順說「淨之與密,則無一可取,權攝愚下而已」,蔣文忍不住譏諷「即使連他最為欽佩的龍樹所大力弘揚的密宗在他的筆下也僅是『權攝愚下而已』,則印順法師的標準實在是高不可攀!」說龍樹大力弘揚密宗,這是蔣君的觀點,印順不這麼認為,太虛也未必作如是觀。不過,恰恰是令蔣君激憤不已的這一尖銳評價,太虛法師在回應時表達了認同,認為應「令淨、密返於輔護修行之原質」, 對此「無可訾議」。7也就是說,太虛視淨、密為輔助性修行法門而非獨立大宗。這與印順的立場並無二致,只是太虛措辭更婉轉而已。

  但師生之間的這一共同立場,在蔣文的解說中卻是:

  雖然太虛大師對於淨、密二宗的理解有可議之處,但是出發點似乎仍然是想要融會各宗、繼承中國佛教傳統的,與印順法師偏揚空宗貶斥他宗、全面否定中國佛教傳統的做法迥異。

  無視兩者的共許立場而作這般大相徑庭的抑揚,只能說蔣君早有成見在胸了。

  通觀蔣文,如此偏引一方之論述而左袒之立場徹始徹終,堪稱學術失範之標本。

  如果作者明白宣示,這不過是借太虛之酒澆自家之塊壘,抒發一己的宗教激情,那麼學界自不妨視為狂熱信仰者的譫言而不必理會。

  但蔣君卻又明確以學術研究自命,文中也多處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裁斷太虛的論述 「符合學術研究慣例」、印順的研究「不符合學術規範」,甚至拈出「佛學研究的學風問題」譏刺印順,文後贅語又稱「此文發表後,有人讚歎有人批評,這當然都是正常的。我也希望能收到一些擊中要害的批評,以便改進提高。可惜有一些批評,其實是基於誤解,我想在這裡澄清一下,希望能讓相關學理探討在一個比較高的層次上進行,不至於僅僅停留在低級誤解的水準上,這樣白白浪費大家寶貴的精力」,「真認為作者有錯誤,舉證責任在評論者,歡迎具體指出,如能寫出學術文章詳細批駁辭就更好了。」言若恭而實倨焉!教內尊印而不諳學術規範者不免氣結,甚至遷怒於學術。

  這些文字若出自某個不瞭解學術規範的妄人之手,我們大可一笑置之。畢竟,率爾操觚,只能說是無知而已。

  但作者是國內著名高校的教授,瞭解學術規範,而又故意違犯,這應該稱為什麼呢?

  自己故意違反學術規範,卻還裁斷研究成果廣受學界重視的印順著作「不符合學術規範」,甚至拈出「學風問題」相譏刺,這又應該稱之為什麼呢?
 


註1:〈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暨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圓滿閉幕〉,http://bbs.ifeng.com/article/ 46421384.html。
註2:http://fo.ifeng.com/a/20161109/44488909_0.shtml。以下引此文不再注出。
註3:也許有人會替蔣君抱不平:蔣文不是在本文緣起部分交代過,「事態發展至此,作為弟子的印順法師自然不便繼續爭論」,「這場爭論形式上以印順法師的沉默而結束」嗎?蔣文的確作過這樣的交代,並且緊接著說「實際上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去世之後的著作中,仍然堅持並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立場」。
註3:不過這種表述不確,而且客觀上容易引起誤會,以為印順對相關批評在乃師生前佯裝順從,身後則故態復萌乃至變本加厲,不夠光明磊落。這很可能是由於蔣文僅僅參考了《太虛大師年譜》中的相關記載。作為年譜編者兼當事人的印順法師,出於尊重老師的考慮,詳述乃師對自己的批評,卻沒有提及自己隨後又作了回應。
其實印順在回憶這樁公案時,很明確地說:「到卅三年春末,我作〈無諍之辨〉(稿存漢院圖書館),這是備忘錄性質,只是表示意見,而不願大師答覆。我那時,感覺到我的罪過,我不應為了這些,增加大師的勞累。佛教的事多著呢,怎能使大師時為此等事而勞心!」(《華雨香雲‧二三‧我懷念大師》,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201頁)「大師在這一年(方按:1943)八月,又寫了《再議印度之佛教》,我寫了一篇《無諍之辯》(文已佚),寄給漢院虛大師,表示只是表示個人的見解,不敢再勞累大師。」(《平凡的一生‧二六‧寫作的回憶》(重訂本),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119-120頁)可見印順並未保持沉默,只是改用更尊重師尊的方式私下回應。再則,既然知道印順後來「仍然堅持並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立場」,便應從相關論述中梳理印順的回應。即使作者無暇去系統梳理,至少應流覽一下印順對於此事的記述,以及他在多篇紀念太虛的文章中的相關論述。
註4:《華雨香雲‧二三‧我懷念大師》:「卅二年冬的〈大乘是佛說論〉(本是長函),卅三年春的《中國佛教史略》(妙欽初編,由我補充改正),都寄呈大師。」(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201頁)
註5:「錫蘭等南方佛教,以為他們所傳的三藏,是王舍城結集的原本;以為大乘佛教,是印度教化的,非佛說的。這種意見,多少傳入當時的抗戰後方,而引起某些人的疑惑。我為續明他們,討論這個問題,後來題為『大乘是佛說論」(依現在看來,說得不太完善)。」(《華雨集第五冊》,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12頁)
註6:《無諍之辯》,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81頁。
註7:不難看出,這和太虛原先提倡八宗並宏的意趣有不小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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