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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臉書留言錄:109.12.24臉書留言錄(854)歷經四年七個月,新書撰稿近尾聲——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芒

 

歷經四年七個月,新書撰稿近尾聲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芒
                                             釋昭慧

臉書留言錄(之八五四
109.12
.24

民國105年5月25至26日,Peter Singer教授與筆者在南投霧社深山禪林──菩提院,展開了「哲學與宗教對話」的新書對談。同行者有輔大張瓈文教授(擔任口譯),與Singer教授進行另一本書之合著的波蘭哲學家Lazari-Radek教授。我們清晨從桃園出發,中午抵達霧社,菩提院住持性廣法師與住眾全程悉心接待。

佛學與哲學的山中會遇

105.5.25,初抵霧社深山,在聳立的杉林道上合影。左起:輔大張瓈文教授(口譯)、波蘭哲學家Lazari-Radek教授、筆者、Peter Singer教授。

 

 

 

 

 

 

 

 

 

 

 

 

 

 

 

 

 

 

 

第一天晚餐後,我們從「爭取動物福祉的立論基礎」,談到「胚胎幹細胞是否可以利用」,討論個中的佛法與效益主義觀點,以及「眾生平等」如何證成,內容非常豐富多彩。原訂晚間9時結束,竟然延到10點40分,講者欲罷不能,聞者法喜充滿。

第二天上午舉行第二場對談。接續討論前一日的議題──胚胎幹細胞利用之倫理爭議,然後討論安樂死與自殺、倫理學的立論基礎,以及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Singer教授很敏銳地問了許多問題,並專注聆聽著我的回應──佛教的倫理觀點。

第二天下午及晚上繼續兩場對談,討論基礎理論與終極關懷、婚姻、同志、情欲等議題。Singer教授以哲學家的敏銳,提出許多犀利的問題。我當時告訴他,效益主義接近佛法,因為佛法也重視離苦得樂,至於如何為「樂」?那就涉及質與量的問題。樂的量,是效益主義一直被攻擊的點。樂的質,則隨各人生命境界而有不同的要求。而佛陀也隨根機施以不同教學,是多重教材而不是單一的教導。(以上行程,詳見《佛教弘誓電子報》第343期中之「學團日誌」

慈藹而睿智的哲人典範

這項與Peter Singer教授對話,大約在半年內就已完成了中、英文聽打的初稿。這份初稿其實相當粗糙,要修改成為嚴謹的文章,其實是相當費時而吃力的。

  這項工作,原本應該由哲學界晚輩的筆者先行完成,再傳送給他進行增補與修潤,然而Singer教授見我因公務繁忙而久久未有進度,於是在翌(106)年初,他將如此費時而吃力的工作,攬到了自己身上,將聽打初稿整理而成二修稿(並於旁註中,就著初稿提出許多問題與修訂建議)。

筆者雖能直接閱讀英文,但為了審慎起見,還是希望先有人將這份二修稿翻成中文,筆者再來進行三修。這段期間,張黎文教授與康筠玲居士都給筆者許多翻譯上的協助,但因她們本身事忙,無法進行全書的中、英對譯,於是三修工作不得不繼續拖延。

一直到106年11月,精通佛法且具足中、英翻譯專業的袁筱晴居士接下了這項翻譯工程,我終於可以有效率地進行三修,並回應Singer教授的問題與見解,再經Singer教授、筆者與筱晴交互校閱後完成四修稿。

照理說,在筱晴接手並正式啟動翻譯工作後,我們應該在一年後,也就是107年底,就要完成這部書的四修稿。奈何筆者的行政職在身,諸事繁冗,中間還花了大約一年左右的時間,將被筆者拖延了將近九年,歷經扁、馬、蔡三朝的兩厚冊書(國史館口述歷史訪談稿)先行完成並予出版。於是筆者把這部大約一年內可以完工的書稿,硬生生拖成三年。

而Singer教授,這位慈藹而睿智的長者,總是在筆者每一次的抱歉聲中,報以高度的理解、寬容,給予溫暖的回應。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安慰筆者:不用著急,不要感到愧疚。其實就筆者所知,作為蜚聲國際的哲學家,Singer教授周遊於澳、美、歐三洲,工作與行程也幾乎滿檔,他的忙碌絕對不亞於我,我實在沒甚麼臉皮老是以「忙碌」為理由,拖拖拉拉下去。強烈的歉疚感,使得筆者痛下決心,於本年6月間向校長辭卻所有行政職務,挪出較多時間來進行新書的撰寫與修潤。得知此事,Singer教授欣喜回函,期待年底可以完工。

如今,書稿的增修、潤稿以及中英對譯工作,終於漸近尾聲。我也終於可以回應他的期待,於年底前完成最後一部分(第二章)的三修稿。

算一算,這部書從105年5月下旬的對話開始,至109年12月下旬完成階段性工作,竟然長達四年七個月。

並非「二選一」的倫理命題

全書共分六章:

對話1:倫理學的基礎理論
對話2:佛法的核心概念:業與涅槃
對話3:殺死胚胎
對話4:動物福利
對話5:安樂死
對話6:婦女與平等
對話7:情慾

在撰寫順序上,我們是先完成對話四(即第四章)「動物福利」,並刊登於《哈佛哲學論評》,接著處理第三、五、六章,回過頭來再處理第一、二章(基礎理論與核心概念)。目前僅剩第二章的中文稿「業與涅槃」,尚待筆者進行修潤。

誠如《禮記》〈學記〉所述: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105.5.26,背對雲霧繚繞的中央山脈,與Singer教授合影。

 

 

 

 

 

 

  透過這次對話,彼此真的是「相悅以解」--Singer教授更全面理解了佛法,筆者也更全面理解了效益主義。許多原本對彼此理論的誤解,都在相互問答的過程中獲得了澄清。而Singer教授的提問,也宛若撞鐘一般地,激發筆者作出了更深層的思考,以及更周延的回應--「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以昨晚所處理的第一章為例,討論到佛法與效益主義的基礎理論時,筆者提到:

「在許多情況下,佛教與效益主義比較接近,因為佛陀時常提到『自他饒益』,也就是自己與他人的利益。他為了令有情『離苦得樂』而出家修道,成佛後也同樣為了這個目標而四處弘法,毫無疑義的,追求『效益』,這是他修行與弘法的動力。

「而義務論所強調的金科玉律(Golden rule),有時也被吾人用來進行對與錯的抉擇。後者似乎是倫理判斷的根源。在類似的處境下,我不希望別人對我做的事情,我就不會對其他人這麼做。因此,在佛法的系統理論裡,佛陀並不在這兩套理論之間二選一。

「您剛才提到的例子是:為了拯救許多無辜的生命,是否可以勉為其難地殺死一個人。這是相當困難的抉擇。若是基於金科玉律,我可以理解,被害者可能不想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其他無辜的生命,因此,除非我自己也願意為了拯救多數人而被殺害,否則,即使是為了拯救很多人的性命,我也不應該殺害這個人。從這個角度來看,佛弟子判斷一個舉動的善惡,又似乎是基於金科玉律。

「然而如前所述,佛陀明確地強調『離苦得樂』,他不但描述每個階段、不同層次的饒益,且還具體提出獲得該層次的效益,所應具足的觀念,以及正確、有效的修行方法。這時,佛教似乎較貼近效益主義。

「因此個人的看法是:佛教的倫理判斷,同時包含效益主義與金科玉律的核心元素。

菩薩本生:兩難情境下的倫理抉擇

「其次就一般人的倫理抉擇來看,人們似乎會在兩者之間游移,有時候他們做決定時可以替他人設身處地著想;但其他時候他們也不排除以最大效益作為倫理抉擇的考量。

「若檢視佛教文獻中的所有例子,我們可以將之分為兩類──被動與主動兩種。當議題與『不傷害他人』相關時,我們會選擇採用第二種方式,就是採用金科玉律。但是當談到『與他人分享資源』時,我們可以覺察到,文獻中大部分的態度,是傾向思考這些資源如何為共同的群體貢獻最大效益。」

在此,筆者以「割肉餵鷹」的釋迦菩薩本生為例,說明:當考慮所有人的最大化效益時,菩薩可能會選擇犧牲自己,而非犧牲無辜他者。

而另一則菩薩本生──為了解救五百商人,菩薩不惜殺死準備謀財害命的船長,筆者作如是分析:「為了悲憫船長、悲憫這五百人及其家庭,也因為別無他法,最後,菩薩決定把船長推到海裡去。他知道自己必須承擔殺業,但他願意作如是承擔。這則故事透露,菩薩行為的判準,也是眾人的最大化效益。」

此外,筆者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社會運動大都強調正義,然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經常會比較強調最大化效益。而且,即便是一個強調正義的社會運動者,一旦從政,角色立即轉換,做出政策的權衡時,他往往會成為一個效益主義者。」


Singer教授的回應,把義務論者所重視的「正義」(justice),以及作為判準的金科玉律,一併納入效益主義的思考框架下,同樣不讓它成為「二選一」的命題:

「非常感謝妳有趣的回答,特別是菩薩殺人的故事。

常見的誤解與效益主義的回應

「首先我想要確保讀者們確實理解效益主義的本質。我想要先回應妳對效益主義的定義,特別是效益主義尋求『最大化效益』這點。這是一個常見的誤解,其根源可以追朔到邊沁(Bentham)的名言:『以多數人的最大快樂為原則。』這句話不完全對,因為效益主義的精髓,在於要我們採取能夠導向利益最大化的行為。而有時候,這個目標讓我們必須幫助那些被影響的少數族群,因為多數族群僅需承受些微損失,就能讓少數族群獲得大量的幫助。

105.5.26,新書對話第二天早上,於對話開始前合影。

 

 

 

 

 

 

 

  「我們常看到反對效益主義論點者,用前述(邊沁的)論點質疑:效益主義認同羅馬競技場上殘酷的鬥爭。意思就是,如果觀看鬥爭的一萬名觀眾,享受十個犯人的身體被獅子撕裂,這樣就將利益多數人。但是效益主義者會說,即使犯人只有十名,而觀眾有一萬人,這一萬個人莫大的樂趣,絕不值得這十個人如此痛苦犧牲,我認同這種說法。……

「當我們的正義感告訴我們『事情不公不義』的時候,我們必須把它視為一項警告,它在告訴我們:『回頭確認效益主義的計算方法。在某些狀況中,你會忽略無法替自己發聲的族群,犧牲他們的利益,或許現在正是那種狀況。』……」

這樣的提醒,讓我受益匪淺。Singer教授讓人們在作倫理判斷時,必須面對「數量」的要素,但這不必然是指「犧牲少數」(這是我過往對效益主義最大的疑慮),相反的,有時必須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來照顧少數人。

同樣不是「二選一」的倫理命題

此外,他也提醒筆者,效益主義同樣重視同情共感(Sympathy),但是會將這種道德感情,從「面對他人(單數)」的情境,拉到「面對受到影響的眾生(複數)」層次,來作出理性的權衡:

「如果這件事只牽涉兩個人,譬如說妳和我,那我可能會自問:『我喜歡別人這樣對我嗎?』如果我不喜歡,那我也不應該這樣對待妳。但是在很多狀況下,牽涉到的人數不只是兩位,往往是為數龐大的人口。

「剛才妳舉了一個例子,談到一台火車如果不選擇走另一條軌道,撞死一個正在玩耍的孩子,就會撞上另一台載滿乘客的火車。在這種牽涉多數人的狀況下,可能還是得對一個甚至幾個人做出某些事。這些事情,如果我是當事人,也不願承受。就像如果換成我是那個小孩,我當然不希望自己被撞死。……我們必須盡力在這些選項之間做出公正的判斷。不論從效益主義或是金科玉律的觀點看來,這都有可能是個正確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是把所有被影響的人考慮在內而做出來的。

 

105.5.26,以遠方綿延而高聳的中央山脈為背景,菩提院學眾與Singer教授合影。

 

 

 

 

 

 

  「哲學家哈爾(Richard Mervyn Hare)是我在牛津大學的老師。他建議我們,在下決定前先問自己,如果今天受到這個決定影響者的生活,換作是我的生活,我們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這樣就可以得到正確答案。這個答案巧妙融合了金科玉律及效益主義。」

是的,「換作是我」的易位思考,是金科玉律,「生活」的舒適與否,則必然涉及「效益考量」。這樣精準而簡潔的陳述,讓筆者對效益主義有了更為全面且更深層的理解。如前所述,筆者強調:在佛法中,效益考量與同情共感,未必是「二選一」的倫理命題;經Singer教授澄清之後,我明白了:原來就效益主義而言,效益考量與同情共感,也同樣不是「二選一」的倫理命題。

Singer教授將書名取為Meeting of Minds—Dialogues in the Mountains(心靈的交會──山間對話)。「心靈的交會」,讓筆者剎那間想起徐志摩的〈偶然〉:「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芒」。佛法理論與效益主義的這番會遇,時時閃動著清澈而晶亮的智慧之光,讓筆者的心靈,湧現起無與倫比的法喜與感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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