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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教慈善事業的一個範例——慈濟整治印尼紅溪河之成效與意義(刊於弘誓雙月刊第71期)

佛教慈善事業的一個範例——慈濟整治印尼紅溪河之成效與意義

釋昭慧

摘要

  本文介紹慈濟在印尼雅加達與官方協力整治紅溪河,並為河畔之拆遷戶建築大愛村,復與台灣農委會合作,在印尼發放五萬噸大米。進而綜論整治印尼紅溪河計劃之意義如下:

  一、鼓勵布施以達成財富的良性分配:印尼慈濟讓躬自參與的富人,能親身感受雪中送炭的無限溫情,讓布施者本身由此而更體現了生命意義與生命價值。
二、化解宗教隔閡:印尼出現幾番排華暴動與恐怖爆炸案,但印尼慈濟華人不以慈善為手段來趁機傳教,反而還在大愛村為居民建設清真寺,這種來自佛法無我智慧的寬廣心量,成就的是「以包容來替代對立,以大愛來化解仇恨」的東方文明。
三、化解種族仇恨:印尼屢有排華暴動,然而本次慈濟華人的善行,已獲得印尼官方的重視與民間的友誼,這對印華社會與馬來人族群的和解,實具足指標性的意義。
四、宗教團體與官方合作之社福範例:本次紅溪河整治計劃,先由慈濟發現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一方面提供民間資源,一方面尋求政府協助,以協力合作,根治問題。此係官方與民間合作的社福範例。

  「權利」導向的思考,原是為了確保社會福利服務之提供,但須輔以布施者「無私」與受施者「感恩」的兩大要素。以此而言,慈濟團體已創造一種「以感恩論替代權利論」的新觀念。

一、前言

  社會福利,可狹義地指對社會上的不幸者,施予物質或金錢的救助或服務,也可廣義地指對社會上的全體民眾,為滿足其共同需要,或為開發其生命潛能,而承擔起相關責任。社會福利一般由民間或官方的機構團體之所推動,目的在針對某些被認定的社會問題,提供適切的預防、補救或解決之道,進而維持並提高個人、團體與民眾的福祉。

  在台灣,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的民間機構,以宗教團體居多,這可能是因為各宗教的教職人員與信徒,受到慈悲或博愛的教義薰陶,所以對於濟貧救苦,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此中又以佛教慈濟功德會之團體最為龐大,成員最為眾多(已有四百萬人以上),其成效亦最為卓著。創會三十七年來,它從早先的貧窮急難救助,擴而為醫療服務,再擴而為國際賑災,乃至國際貧病救助。如今已成為斐聲國際的慈善團體,也是佛教界為舉世之所稱道的「台灣經驗」。

  本文之中,綜合慈濟方面與各種媒體的報導,以及慈濟人的口述內容,介紹慈濟海外援助的一項創舉:自去(二○○二)年始,至今(二○○三)年八月間,在印尼雅加達市,與印尼官方協力整治紅溪河,並為河畔之拆遷戶建築大愛村,復與台灣農委會合作,在印尼發放五萬噸大米。以此進一步探討該項國際援助之成果與意義,並檢討官方與民間在社會福利工作方面的角色與功能。

  慈濟人在印尼參與整治紅溪河,興建大愛村,發放大米,這些成果在台灣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已是在二○○三年八月下旬的事了。然而筆者之所以會有創作本文的動機,卻並非始於該時。原來在同年一月三十日,筆者因事抵達花蓮靜思精舍,是日,慈濟海外志工總督導黃思賢與慈濟文化志業發展處主任何日生兩位居士,剛好自印尼歸來,並將此番赴雅加達勘察(整治紅溪河與興建大愛村之)事工進度的情形,以及慈濟該套計劃在印尼官方與輿論界所受到的重視,彙總向證嚴法師報告。他們一邊播放著仍未剪接的錄影帶毛片,一邊從旁說明。筆者當日正好與證嚴法師晤談,所以也就恭逢其盛。印象最深刻的是,河水漆黑,垃圾載沉載浮並發出惡臭味的紅溪河畔,貧民窟的高腳屋中,有一豆腐工廠,竟用河水來製做豆腐,讓人看了忍不住作嘔。

  由於筆者出生在南洋(緬甸),雖早已於幼年即返回祖國,但從父執輩的交談之中,仍深深感受到南洋各國排華風潮,所帶給華裔住民的種種苦難。即連筆者一家,也是在緬甸尼溫政權排華的時代,為了避禍,而於一九六五年返回台灣的。至一九九八年,筆者於媒體獲悉印尼排華風潮的悲慘情狀,感傷實深,當時還針對林芳玫教授的觀點(林芳玫,1998),提出過不同看法(釋昭慧,1998),幾乎引起了一場論戰。

  因此,筆者在看完紅溪河錄影帶毛片的當日,即已打定主意,要為台、印兩地慈濟人通力合作的這項創舉,撰寫一篇論文,探究個中意義。這就是本文創作的緣起。

二、慈濟整治印尼紅溪河之經過成效

(一)賑災啟援助之端

   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印尼雅加達傳出了洪水災情,慈濟國際救援小組划著橡皮艇進入災區勘察;三十一日,緊急發放應急物資、藥品,同時展開義診。

  急難救災告一段落之後,二○○二年三月六日,印尼慈濟人返台報告當地救災情況,慈濟創辦人釋證嚴法師評估情況,乃指示慈濟人「多管齊下」:首先要結合印尼軍、政、民三方面的力量,抽水、清掃、消毒三路並行,以杜絕因衛生不佳而釀成的人員損傷;其次,在改善環境衛生的同時,也要進行義診,以避免傳染病蔓延;最後,要為災民打造安身之所,也就是必須籌建大愛屋。抽水、清掃、消毒、義診、建屋,五管齊下的慈濟印尼援助計劃,於焉展開。在勘察評估後,慈濟擇定雅加達北區貧困村落卡布莫拉村(Kapuk Murua)為重點賑災區域,提供義診、援建千戶大愛屋等重建工程,並展開紅溪河整治計畫。

  三月二十四日,慈濟於紅溪河兩岸發動大規模清掃工作,動員志工兩百多人,協助三百位軍人與七百餘位居民打掃,一天就清出了十二部卡車的垃圾,總計九十六噸。

  當多處災區的清潔、消毒工作告一段落以後,四月起,慈濟人全力投入貧民義診、河川整治、援建大愛屋、興修學校、建造公廁與公共浴室等等千頭萬緒的工程。

(二)紅溪河畔的貧民窟

  號稱「雅加達黑色心臟」的印尼紅溪河(Kali Angke),是雅加達十六條河中的其中一條,主要蜿蜒在雅加達市的西北地區,由北部注入出海口。從機場驅車進入市區,可以發現沿岸多是沼澤低地,低於海平面的地形地勢,使得水患時生。

  由於印尼首都的雅加達,集中了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資金流向,因此,每年有二、三十萬的盲流湧向這裏,此中流經雅加達約三公里的紅溪河,約有二、五公里長的沿河兩岸,布滿四至六坪大的違章建築——高腳貧民窟,大約有一萬多名寄居在城市邊緣的外鄉人口,住在兩岸密密麻麻的簡易屋。人口的稠密,使得原本有六十米寬的河面,在人們不斷與河爭地的情況下,縮到只剩下十米寬。也就是說,這些簡陋的高腳屋,已經侵佔了大部分的河道。

  由於政府部門未曾對該地區人民所製造的垃圾,作好回收與處理,垃圾乃被棄置於紅溪河中。然而,由於潮汐的影響,這些垃圾往往又從河面被推回沿岸。這就是卡布莫拉村民二十年來每雨必淹的根源。例如:在二○○二年二月間,受到暴雨侵襲,紅溪河氾濫成災,污水一度將一樓的建物淹沒了一半,水積到胸口深,住不得人,居民飽受貧病交煎之苦。

  長年累月下來,河水漆黑,滿布垃圾,卡布莫拉村的居民,不得不忍受滿布廢棄物、動物屍體和人畜糞便的河面所發出的惡臭氣味。近時市政府已定時派人來收取垃圾,擇處焚燒,每個月向各戶收取兩千盾(印尼幣,與台幣比為三百比一)的垃圾處理費。然而,簡陋的垃圾車、屈指可數的收集次數,與巨量堆積的垃圾相較,仍是不成正比。(潘美玲,2003)

  水患、垃圾、貧病,這一切發生在紅溪河畔的苦難,讓「不忍眾生苦」的慈濟,決定號召當地華人企業家,以「取之當地、用在當地」的精神,建設大愛村,以協助村民遷離紅溪河畔,並與官方合作,展開紅溪河的整治計劃。

(三)興建大愛村

  慈濟人決定為居民建村後,志工群依鄰、里長所提供的資料,挨家挨戶訪查,凡符合條件——設籍於紅溪河出海口、持有房屋所有權與土地產權、並確實居住當地——的村民,均可在政府的輔導下,搬遷至大愛村。

  首次面對有團體要免費蓋屋供村民居住,大多村民均不敢置信。為使村民了解整個作業流程,慈濟志工成立了「居民管理委員會」,邀請鄰、里長幫忙,甚至運用宗教力量、家庭聚會等方式,長期和居民互動溝通,並因應問題,隨時調整步伐。

移除了紅溪河沿岸的違建戶之後,河面開闊不少,安置沿岸拆遷戶的大愛屋,則由政府提供一塊地勢高而平坦、面積約五點一公頃的建地,該處在雅加達以北的金卡蓮村(Cengkarang),離現在居民住的卡布莫拉村僅兩公里。興建經費由印尼慈濟志工籌募,建築師余斯航無償承接大愛村的設計工程,經志工們找地、整地、清理後,二○○二年七月八日起,大愛村開始動工興建。

  為了講求防震、安全,大愛屋的主體樑柱,尺寸比印尼其他建築物還來得大;牆壁使用的是質輕又堅固的白砂混石灰磚,以減少地基的承載力;為保障住戶安全,天花板採用德國進口的防火鋼板。志工們三天兩頭便至工地關心進度,小至電線配置、插座設計,大至隔間、建材檢查,莫不處處用心,嚴謹把關,希望在有限的坪數裏,兼顧舒適安全和空間的有效利用。(王運敬,2002)

  歷時一年的興築,金卡蓮大愛村終於落成啟用,共一千一百戶。該村佔地五公頃,具五個建築群落,五十五棟灰牆紅瓦的五層樓建築,每層兩戶,每戶三十六平方米(近十一坪),間隔成客廳、廚房、浴室及兩間房間。每戶均有對外窗門,通風良好、窗明几淨。

  由於考慮到居民以文盲居多,大愛村將樓棟畫上不同的水果彩繪(西瓜、木瓜、橘子、葡萄、蘋果、香蕉等共十七種當地水果的圖樣),以方便居民辨識住家方位。A區樓房後面栽種香蕉和木瓜樹,供居民乘涼、享用;家家戶戶飄掛著統一製作的美麗窗簾;「ㄇ」字型的棟距間,設有公共曬衣場。(邱淑絹,2003-3)

  二○○三年七月五日,擁有一千一百戶的第一期大愛村終於峻工啟用,紅溪河畔貧民窟的居民,搬進了乾淨明亮的大社區。前一日起,慈濟志工已開始安排居民領取鑰匙等一連串搬遷事宜,還準備了桌椅、床鋪、衣櫃等新傢具,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作為給居民們的「入厝禮」。居民遷入時,欣喜感恩之情溢於言表。(邱淑絹,2003-3)

  大愛村以社區整體發展模式而作規畫,村內設有學校、義診中心、活動中心、老人院、商店、市場、活動站、工廠,以及供住民學習一技之長的職訓所。期望從民生、健康及教育等方面,永續照顧居民。幼稚園預定地目前暫時作為小學學生的遊樂區。村內空地,將來還預備建蓋第三期大愛屋。另外,還規畫有教職員工、醫護人員、管理中心志工的宿舍。

  由於社區內九成以上居民信奉伊斯蘭教,因此特別依其信仰,設計了祈禱室與往生大體淨身處理室。在工廠方面,為了讓大愛村居民能在此安居樂業,多位企業家已規劃在大愛村周圍建廠,以提供就業機會。

  老人院設有三十個床位、一個大聯誼廳,以及專責照顧的護士房;四人一房,房內有衣櫃、椅子,庭前闢有菜園,可供種菜;如今已有二十多人申請入住。

  由於印尼人習慣做小攤生意,故在位於B座一樓的二十間店面之外,另外規畫了攤販區,以避免大愛村各個角落都充斥著攤販。攤販區旁是機車停放區,再往前則是供車輛行走的道路。

  計畫至二○○五年,大愛村就有清澈的自來水可用,目前採地下水過濾系統,使用後的水回收到污水處理場,供澆花和清洗公共區域。污水處理廠的隔壁是垃圾處理場,垃圾每天集中在此統一收走,可確保環境品質。(邱淑娟,2003-3)

  走近大愛村,迎面而來的是畫有慈濟蓮花標誌的義診中心,義診中心右側是大愛國中及大愛國小,校舍是一棟L型的三層樓建築,可容納一千名學生。除了三十六間教室外,還設有福利社、圖書館、活動中心、音樂教室,國中部另增設實驗室、電腦教室等,戶外也有籃球場。

  大愛中小學的招生對象,以村民的子女為主。目前大愛國中學生九十四人,大愛國小三百六十三人。學生就讀該兩校,每月學費約美金一.二至三.六元,是全印尼學費最便宜的學校。居民遷入十三天後,七月十八日,正式舉行大愛屋入厝暨慈濟中小學啟用典禮,曾經在垃圾堆中嬉戲的孩童,來到社區內的新學校認真學習。

  慈濟國小是全印尼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天天免費提供小學生牛奶的學校。慈濟國中一、二年級生每週必須上一節華文課,是全印尼第一個教導當地馬來人學華語的學校。身為基督徒的慈濟國中校長Hudson Pardede說,校園裡像是國際村般,沒有宗教、種族、國界的區別。

  印尼許多學校都小小的,有時五、六個班就湊成一個學校,裏面沒有什麼設施可言,有些鄉下地方校舍甚至屋頂還有破洞。因此慈濟中小學在印尼的學校中,規模與設備算是相當不錯的。(邱淑絹,2003-4)

  印尼學生家庭環境普遍不好,無法順利就學。孩子入學,除了每月的學費,還得先繳三萬到十幾萬盧比(相當於台幣數百元)不等的建校基金,書本、制服等要繳費,考試、領成績單、領畢業證書也得繳費。這對印尼許多貧窮家庭而言實難負擔,更何況是來自紅溪河邊,靠賣小吃、打零工、撿拾垃圾維生的村民。像慈濟中小學這樣的環境與設施,通常都只有私立學校才會具備,但一般私校昂貴的學費並不是一般民眾可以負擔得起的。(邱淑絹,2003-4)由此亦可看出慈濟中、小學在印尼教育界所產生的典範意義。

  大愛村以不到一年的時間,建成了擁有五十五幢建築,可容納一千戶人家居住的規模,創下了慈濟海外援助最有效率的新紀錄。印尼各級政府,甚至日本的人道援助組織,都對慈濟印尼分會讚譽有加。

(四)整治紅溪河計劃

   二○○二年九月中旬,雅加達政府派了五部挖土機,進入溪邊兩岸,挖出各式各樣的垃圾;預定遷入大愛村新居的河畔居民,連月來和慈濟志工、政府與軍人合作,進行多次大規模清掃。在那之後,雖然河水顏色依舊混濁,但河面漂流著垃圾的情景已不復見,水流的速度也快多了。歷經如此大規模的疏浚後,淤塞多年的紅溪河終於又見水波流動。二○○二年十一月四日,雅加達省政府向市民宣告「治河有成」,在紅溪河上歡喜划龍舟慶祝。是日,雅加達紅溪河兩岸圍觀的人潮湧聚,預估有五、六千人。

  二○○二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印尼政府進行首期違建戶的拆遷,共計三千戶,河面拓寬至四十五米;其中將近九百戶符合入住大愛村條件的居民,已於七月份搬進新家。第二期拆遷工程,於二○○三年七月十五日進行,共有五百戶,河面拓寬至六十米;居民中符合條件可入住大愛村的,則有三百多戶。

  拆屋歸還河道後,約有四公里的紅溪河整治工作,由印尼政府承擔,分為北、中、南三段,每段三公里,分期清理疏浚。預計第三期拆除完成後,二○○四年底完成整治工程,屆時政府將沿岸築堤、植栽,再開闢可供民眾休閒、運動的場所。(邱淑絹,2003-5)

  雅加達有十六條河流需要整頓,北區就佔了十三條,其中紅溪河是最骯髒的一條。紅溪河整治工作只是拋磚引玉,慈濟期望的是,透過官方與民間通力合作的紅溪河整治示範,可以帶動民眾發揮愛心,疏浚其他河川。

(五)發放大米濟貧計劃

  一年多來,慈濟基金會協助清理紅溪河並建造大愛村,目前已花費約九百多萬美元。而慈濟對印尼的援助,還不祇於此,發放大米濟貧計劃即為一例。

  印尼於一九九八年發生金融風暴,近半人口淪為貧民,今年旱災,又迫使農田休耕,這對貧民無異是雪上加霜。今年五月,台灣農委會捐贈給慈濟基金會五萬噸大米,協助進行海外援助活動,慈濟基金會決定將該批大米,分批捐給印尼貧民。

  五月底,第一批由台中港運出的大米一萬二千噸抵達印尼,慈濟自五月三十日起,連續四個週末與週日,展開為期兩年的「愛灑人間大米發放」人道援助計畫;由慈濟印尼分會、印尼政府社會部及印尼軍方合作,發放五萬噸白米,給予雅加達、爪哇島、蘇門答臘島等地約六百萬貧民。預計兩年內,能讓一百二十五萬戶、六百萬以上居民受惠。

  第一階段自五月三十日起,至六月二十二日完成,共發放雅加達地區二十七萬八千七百戶貧民,每戶發給二十公斤裝白米一包,超過三人以上的家庭則發給兩包。其後則進行中爪哇和棉蘭等地貧戶調查作業,八月底進行第二階段大米發放。

  慈濟海外志工總督導黃思賢,於八月二十六日發放大米時,致詞強調,慈濟的國際賑災活動,以下列四項原則為最高指導方針:首先是直接發放,希望切實作到親手布施。其次採取重點式優先考量。第三則是講究以物資代替金錢的務實手法。第四為及時救急和濟貧,最後則是完全尊重當地的法律、宗教和民情風俗。(92.8.26中央社)

  證嚴法師開示:「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粒米雖微有時而盡,大愛感恩長情無窮。」發放大米,這不但是來自台灣政府與人民的國際人道協助,更且蘊藏了慈濟人最誠摯的關懷。希望這一份無所求的祝福,能夠隨著慈濟人的大愛,而擴延至於無窮無盡。

三、整治印尼紅溪河計劃之意義

(一)鼓勵布施以達成財富的良性分配

  印尼有許多富人,他們並非不想做善事,但卻不知方法。偶有官方募捐,雖不能不勉為其難地響應,然而由於款項的實際使用情形不得而知,所以難以產生濟貧救苦的熱情。然而慈濟「教富濟貧」的做法,業已鼓勵了為數良多的印尼企業家,投入財布施的行列。前述賑災、義診、建屋、贈米等,莫不是重點、直接的做法,讓躬自參與的富人,能親身感受這種雪中送炭的無限溫情。這種臨場感受,對布施者形成了極大的鼓舞,讓他們在生命中獲得了更大的喜足。而這種喜足感,也使得他們更加樂於分享,不計疲累,長期投入慈濟志工濟貧救苦的行列;又復隨著各人在其人脈中所產生的影響力,而吸納了更多的有心人加入這一志工行列。可以說,布施行在他們的眼裡,不祇是身力、財力的付出,更重要的是,布施者本身也由此而更體現了生命意義與生命價值。

  證嚴法師導引著慈濟團隊,讓他們以直接參與、親手布施的方式,在人與人的真情互動中,體現了「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諦,這正是台灣數以萬計慈濟人,畢生辛勞,無怨無悔地追隨證嚴法師的要素。

  以本年五月在印尼「發放大米」案為例,台、印兩國親手負責裝運、分包、配送白米的慈濟志工,其中不乏月入數十萬元的企業界、法界、醫界等領域專業人士,其中更有企業董事長,如大裕證券洪志成、華府建設伍慶雲、俊美鳳梨酥李俊德、大甲化工陳三寶、天地建設林弘毅以及阿達哥拉哈集團郭再源、蘇馬露康公司李麗英等。(中國時報,92.8.27)

  教富濟貧,往往可以化解貧富懸殊所造成的階級對立,慈濟即以大愛溶解了階級仇恨。而這正是源自佛法精神的一種體證。

  並不是所有佛教徒都熱心從事慈善工作的。有許多佛教徒,往往發出宿命氣息濃厚的業障論,認為一切苦難來自前世業障,所以應該讓他在此世受苦以了卻業障。這種說法,完全扭曲了佛法真義,而無視於後天相對改善個人處境的可能性。

  佛法的「緣起論」正理,針對所謂的「業障」,可以做如是觀:有的苦難來自宿因(即所謂的業障),有的苦難則來自現緣(即當前的主客觀因素)。無論是宿因或現緣的哪一種苦難,都可以透過個人的努力與周遭人的布施而加以緩解,甚至獲得根源性的轉化。因為慈護心行,能使受者減除自怨自艾、憤世嫉俗的心理,從而消戢報復、破壞、殘害乃至毀滅個人或社會的念頭,甚且感恩圖報,犧牲奉獻以圖回饋社會;且因自己受過痛苦,深體貧病癃殘的滋味,所以矢志改善他人相同處境的心,有時比富貴中人還更強烈。如此則善因日增,善緣日廣,不但受施之債早日可償,而且因善心行而招感樂果報。(釋昭慧,1995,頁68)

  這還是就著個人因果的良性循環而言;即使是整個世間的因果網絡(共業與「共業所感」的周遭環境),也同樣可在護生的努力中,造成良性循環,而加以逐步改善,共創出更為理想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從而減少共業所帶來的災劫。(釋昭慧,2003,頁70)

  就自己而言,儘可能地斷惡修善,以強大善業的「現緣」來抵消宿業的影響力;就他人而言,也要儘可能在他人受苦之時,幫他減輕苦難,改變命運,從而改變他的思想,使他從受惠的溫情中學習行善。

  就寬廣的意義而言,當我們給予受苦的人慈悲與關懷時,受惠者不祇於當事人,因為他會把恩惠再轉施予在別人身上;這無形中是眾生界良性的因果循環。當我們從一人、少數人而多數人,逐漸凝聚出善法的「共願」,那時才能少分或多分地轉去不利於己也不利於人的「共業」。

  而就深層的意義而言,當事人在不斷努力行善的過程中,也早就還清了他所「預支」自他人布施的恩惠,甚至更加增多了他的福報,而為自己的長遠未來鋪設了良性的因果循環。更且如此積極地克己行善(戒學),並配合著止觀(定學與慧學)的修持力,來減低甚至斷除煩惱的干擾力。煩惱減輕了,自然就會減少錯誤的行為,而未來也會感得較好的果報;煩惱斷除了,就能從根源切斷未來承受果報的輪迴鎖鍊。而佛陀或其他明師益友的教導與感化,雖是外在因緣,卻也是從旁啟發內在力量的有效助緣。(釋昭慧,2003,頁71~72)

  以建設金卡蓮大愛村的居民馬沙尼為例,現住A座二C的馬沙尼今年二十七歲,和爸、媽及兩個妹妹住一起,姊姊一家則住在B座。更早之前,馬沙尼一家並未住在紅溪河邊;因為居住的地方被拆除了,所以選在紅溪河邊落腳。當房子要再次被拆除時,馬沙尼心中相當忿恨。他說:「以前房子被拆時,我們必須流落街頭;所以只要看到政府人員或是慈濟志工來談拆遷的事,就很想衝上去打他們一頓。」

  而後馬沙尼發現,慈濟志工很不一樣:「他們耐心地和我們溝通、發送租屋津貼協助我們搬遷。」終於,他看到自己想都不敢想的美好境遇擺在眼前:「從爺爺時代,我們就住在惡劣的環境,再如何繼承也繼承不到這麼好的房子。」

  於是他不祇成為一名接受布施的人,更將仇恨的心轉化為喜樂布施的心。當慈濟志工安排居民輪流參與工事時,馬沙尼每星期都來,做些拔拔木板上的釘子,幫忙整理石棉袋子之類的工作。這雖沒有報酬可拿,但他樂在其中。原因是:「慈濟志工沒拿工錢也來付出,何況我整理的是自己的房子。」

  終於住進大愛屋的馬沙尼表示:「我們和慈濟的宗教不同,我曾為此相當擔心,現在一點也不會了。」馬沙尼表示,他現在最想做的,就是穿上藍天白雲的衣服,當一位慈濟志工。

  另一位居民杜蒂則說:「慈濟不但讓我們的生活品質提升,最重要的是,還教導我們要互愛、互助。」(邱淑絹,2003-3)

(二)化解宗教隔閡

  今日印尼二億二千萬人口中,至少有二億人是穆斯林,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民信奉伊斯蘭教,每日五次的祈禱未曾間斷,可謂是世界最大的伊斯蘭國家,其主流派的伊斯蘭講究民主、公開、現代化與和平。主要的原因是,十二世紀伊斯蘭從南印度傳入時,已染有興都教、佛教甚至儒家思想的寬容多元精神。一九五七至五八年,基本教義派企圖在人民協商大會上,把伊斯蘭定為國教,因只佔國會43%而不獲通過。激進基本教義派鼓噪無力,人數極少,引不起親主流派的民眾之響應。主流派透過教育與政教分離的方式,使伊斯蘭成為私人的信仰體系,而不致成為基本教義派的溫床。是故印尼的伊斯蘭或許能建立有別於中東的伊斯蘭新楷模,重視人權、民主、公開現代化與和平(Wanandi ,2002:31;洪鐮德,2002)

  一九九五年五月,由於印尼蘇哈托政府近親長期貪污腐化,終至於民怨爆發,產生了大規模的民變,造成蘇哈托王朝的垮台。其後哈比比、瓦希德與梅嘉娃蒂先後續任總統,印尼的經濟情勢略為好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企圖在國會輸入伊斯蘭神法而未果。然而宗教隔閡在這個國家,並非完全不存在的。一九九八年的排華暴動中,許多華裔基督徒被殺害,基督教堂被破壞。二○○二年十月中旬,發生了峇里島的恐怖爆炸案,造成了二○二人喪生的慘劇。二○○三年八月五日,雅加達市中心五星級萬豪大酒店又發生一起爆炸案,十四人死亡,近一百五十人受傷。這說明了印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依然蠢蠢欲動,意圖打破目前政教分離的局面。

  瞭解了這種緊張對立的宗教氛圍,吾人特別可體會慈濟做法的可貴。原來,宗教最能稟於慈悲濟世的教義,於落後國家或是災區施行種種賙濟。但是十八世紀以來,以基督宗教為主的殖民地慈善事業,幾無例外的挾帶著傳教的目的,也確實讓諸多殖民地人民拋棄了傳統信仰,改奉基督宗教。這種做法,往往引生當地人民文化認同的危機感,從而對異教慈善行為視同「入侵」而排拒之。

  印尼慈濟人以一個華人佛教團體,懷著無分種族、宗教、與階級的大愛,在印尼這個全世界最大的伊斯蘭教國家,勇往直前、鍥而不捨地付出,他們不但恪遵慈濟原則,不以慈善為手段來趁機傳教,反而還在大愛村為居民建設清真寺,以便於伊斯蘭佔大多數的大愛村居民,擁有幸福的宗教生活。這種來自佛法無我智慧的寬廣心量,業已產生了化解宗教隔閡的鉅大成果。

  七月十八日,大愛屋入厝暨慈濟中小學啟用典禮中,居民自編自導的戲劇,鋪陳著慈濟志工援助紅溪河邊住民的故事。在居民心得分享時間,身為虔誠伊斯蘭教徒的杜蒂,帶領大家一起讚美真主阿拉,並表示:「感恩慈濟人不分宗教、種族,誠心地來幫助我們,讓我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馬沙尼則激昂地表示:「感恩上天,讓我們可以聚集在這裏。大愛村建設的時候我就常來看,一直以為是在作夢,直到領取鑰匙那一刻,我才確定是真的。」

  大愛村內慈濟小學校長湯馬士(Thomas)和中學校長胡迪生(Hudson),兩人均為印尼當地的基督徒,他們非常認同慈濟重視人文教育的教學理念。

  又如發放大米的志工金光( Sinar? Mas )集團的員工盧迪,一九九五年開始即參與慈濟在當格朗縣、西朗縣的肺結核藥物發放。他不懂中文,卻相當享受於當華人團體的志工:

  「我嚮往慈濟不分宗教、文化、種族,只談人道的精神。志工所到之處均為偏遠地區,像此地是環境惡劣的非法居民區,但慈濟仍來發放大米,帶給居民們希望。」盧迪表示,他雖然並不富有,但他有朋友、願盡己所能支持慈濟在當地的慈善工作。(邱淑絹,2003-2)

  贈米儀式結束前,當地伊斯蘭教長老帶領眾人祈禱,長老也特別代表村民們向慈濟表達感謝,「謝謝你們的好心,真主阿拉會賜福給你們的!」(歐君萍,2003)

  慈濟文發處主任何日生的觀察是敏銳而深刻的。他認為,超越藩籬且一無所求的慈濟人,成就的不祇是幾樁慈善事業,而是一種以包容來替代對立的東方文明。以基督宗教為主的西方文明與以伊斯蘭為主的中東文明,仇恨對立與血腥衝突不斷升高,不知伊於胡厎。然而屬於東方佛教文明的慈濟經驗,或將重新創造一種「以包容來替代對立,以大愛來化解仇恨」的時代新文明,帶來人類和平的新希望。

(三)化解種族仇恨

  印尼國土橫跨赤道,是東南亞最大的國家,由一萬七千多個島嶼所組成。印尼有兩億多人口,在世界排名第五。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後,全國半數以上人口淪為貧民;隨著經濟衰退,貧富益見懸殊,掌握印尼經濟優勢的華人,多處於富裕階層,印華之間的怨隙因而加深。

  一九九八年五月,印尼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政府遊行示威,五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包括首都雅加達在內的六個城市,突然發生了針對華人的暴亂。據報導,僅雅加達城內,就有二十多個地區發生暴動,數千家華人商鋪和房屋被燒毀,上百名華裔婦女,遭到有組織的強姦和殺害。

  慈濟自一九九四年起,就在當地推動慈善救助。一九九八年五月,印尼暴動的前一天,身為基督徒的金光集團總裁黃奕聰,擔心印尼貧富差距可能造成大禍,主動向證嚴法師求救。但前一天才講出「救災要快」,第二天就發生華裔婦女遭強暴的不幸事件。以華人為主的慈濟志工,自身安危也受到威脅,但他們仍無怨無悔,持續撫貧慰病。暴動後不久,印尼人一樣面臨生計難挨的問題,慈濟印尼分會隨即發動第一次送大米救濟活動。

  二○○二年元月初,雅加達發生大水患,慈濟志工連續四個月進行發放、義診、清掃、消毒等工作,並發現興建在紅溪河上、幾遭洪水吞沒的簡陋村落──卡布莫拉(Kapuk Muara)村,由是而發起了後續的紅溪河整治工程與興建大愛村工程。

  這條雅加達市區污染最嚴重的河川,在三百年前,曾發生排華慘案。原來早期殖民雅加達的荷蘭人,為了便於殖民統治,乃離間印、華族群,製造種族衝突。西元一七四○年十月九日,發  生了著名的「紅溪河事件」。事件起因於驅趕非法的中國移民,以及商業許可證的取得問題,其中牽涉到貧富不均、官員貪汙及人謀不臧的種種弊端。後來因為不實謠傳,而引發了一場暴亂,最後導致一萬名華人被屠殺,血流成河。據史冊記載,河裏堆疊的屍體,人數多到過河都不需搭橋,只消踏著河裏的屍體,就可不沾濕鞋以行進,紅溪河也因此而命名。(潘美玲,2003)

  林芳玫教授曾針對一九九八年印尼華裔受虐殺事件,提到「族群關係與國家、土地認同」問題,認為「漢族沙文主義」讓華裔人口與原住民通婚情況仍不普遍,印尼國籍只是一種法律身份,未能轉化為心理、文化、情感上的認同與歸屬感,這是印尼華裔問題之一(林芳玫,1998)。

  此中文化認同牽涉深廣,要華裔認同馬來文化,乃至改採伊斯蘭信仰,容有難處,但是心理與情感的認同,卻是印華可以著手改進的事項。慈濟善行在此具足了典範性的重大意義。

  成立六年的慈濟印尼分會,主力包括金光集團總裁黃奕聰、CCN集團總裁傅志寬及周麗英夫婦、ARTHA GRAHA集團總裁郭再源。而參與大愛村規劃的企業家,都是在印尼當地深具影響力的一群人。經由證嚴法師的感召,他們出錢、出力來為印尼貧窮人奔走。在大愛村的興建過程中,他們進一步體會到了大愛的力量。透過大愛村的規劃,不僅讓貧困的印尼人生活獲得改善,更為華人與印尼人搭起了一座互信互愛的橋樑,讓排華的危機從根源處獲得化解。

  金卡蓮大愛村以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迅速落成,這與受印尼三大華裔企業家支援有相當程度的關係。他們成功地動員著企業內部的員工下鄉服務,並獲得伊斯蘭教徒的支持,連當地不曾接觸過「三級貧戶」的白領階級,也熱切地投入了這樁事業。(中時,2003.8.25報導)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大愛村義診中心啟用典禮,在雅加達市金卡蓮村盛大舉行。印尼總統梅嘉瓦蒂偕同相關部會首長參訪大愛村、大愛國小、義診中心,親自與會觀禮,並為慈濟大愛村義診中心揭牌。

  習慣在公開場合保持沈默,鮮少演說而被印尼人暱稱為「Hello Kitty」的梅嘉娃蒂,原不打算在大愛村發表演說,後來竟然改變初衷,發表了約十分鐘的談話。她表示,慈濟基金會在短短一年間建成生活機能完整的大愛村,足以為慈善團體典範。她並感謝慈濟的援印模式,激發了政府與巿民良好的合作關係。認為慈濟的大愛文化,帶動了百姓間的互相合作,讓人民重視鄰里關係、生活環境及資源回收的工作。

  雅加達省長蘇提優梭(Sutiyoso),原本不愛與華人打交道,在慈濟人來訪時肯定的表示,慈濟是唯一一個親臨災區人道援助的團體。當日則進一步宣告:雅加達像紅溪河一樣需要外界協助的貧民區,還有廿四個,政府已規劃好土地遷村,盼各界援引慈濟模式,予以資助。

  印尼政府社會部長峇克帝阿爾參沙(Bachtiar Chamsyah)表示,非常感恩釋證嚴的慈悲,因為印尼的貧民多達六千兩百五十萬人,印尼政府自從金融危機後債台高築,已無多餘能力幫助這些貧民解決生活困境。

  峇克帝阿爾參沙在親蒞大米發放現場時,對於台灣捐贈米糧紓解印尼貧民困境,以及慈濟為紅溪河水患災民興建大愛屋的安家之舉,非常感動。警察司令長則說,看到居民高高興興將大米搬回家的神情,彷彿可以想見每一戶人家在享用這些大米前的虔誠祈禱。

  華裔慈濟人的貢獻,不但獲得了印尼民間的友誼,更且獲得了印尼官方高層與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這對印華社會與馬來人族群的和解,實具足指標性的意義。

(四)宗教團體與官方合作之社福範例

  社會福利服務開展,絕大多數是由非政府組織,率先運用自己的資源來推動的。當有關服務需求獲得社會確認後,政府才會逐漸提供資源以資助之。從民主國家的政治經濟學來看,政府是「效益主義」導向的,基於「最大化效益」原則,它大都提供過半數選民要求的服務,因此,說服並凝聚過半數選民力量以支持社福政策,就成了民主國家必不可缺的程序。這必須有非政府組織出面倡導,並成為既得利益團體的制衡力量。不唯如此,非政府組織還要擔負起先驅和試驗的角色,改變社會上慣性的觀念與做法。久之而以其成果展現,形成說服官方與民間的利器。

  再者,「效益主義」導向,也使得政府大都提供對中位選民(median voter)的服務,於是,需求獨特或需求偏高的家庭或個人,便只能由非政府機構以非政府的資源予以援助。這是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福利服務發展的基本範型。(羅致光,2002)

  在社會福利發展的歷史上,民間的非政府機構,特別是宗教慈善組織,一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讓他們所關切的議題,逐漸形成公共政策。

  非政府機構的長處,在於面對新的服務需要時,可以靈活地籌募並運用資源,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即時的服務。而且非政府組織有其人際網絡與社會資源,較諸官方更能動員志工投入服務的行列。

  從資源的多寡或是整體社會的發展協調,政府採取領導的角色,實在有其必要性。但政府主導,容易使政府官員的個人取向,影響服務發展的方向,而政府決策官員經常隨著職位調動而產生人事變化,往往並不熟悉社會福利以及弱勢族群的社會現況,更無法取代數百、千個非政府機構、數以萬計的前線工作人員日常接觸的親切體驗。因此協助非政府組織,使其得以運用非政府資源,來發揮其先導、試驗及補充的角色,仍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

  但是在社會福利服務的推動方面,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是層級關係還是伙伴關係?這就值得推敲。因為,如果政府資助非政府機構以協助其提供服務,只是將非政府機構當作政府施政的「承辦商」,那麼,社會福利服務的動力便會消減,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而非政府機構倘若自貶身價,滿足於作為政府代辦的角色,這必將使該組織喪失社會先導的功能。無論於政府、於組織本身,於社會福利的發展,都將是一項嚴重損失。(羅致光,2000)

  慈濟志業在先導與試驗的角色方面,像慈濟醫院在台灣,率先提倡「不收保證金」的制度,而且以身作則,證明醫院照樣可以營運良好,卒至政府亦宣導其他醫院打破保證金之陋規,甚至在全民健保實施之後,正式廢除保證金制度。又以本次紅溪河整治計劃而言,也是先由慈濟發現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一方面提供民間資源,一方面尋求政府協助,以協力合作,根治問題。此即顯示:非政府組織確實在社會弱勢的照顧方面,扮演著先導與試驗者的角色。

  其次,印尼兩億多的人口中,貧民多達六千兩百五十萬人,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印尼政府自一九九七年底金融風暴以後,債台高築,早已無力解決貧民的生活困境。在此情況之下,慈濟在印尼社會,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補充」角色。例如賑災、義診、發放大米、興建大愛屋,這都是在志工們瞭解社會底層人民的悲苦境遇之後,運用民間力量,尋求官方協助(大米五萬噸更是來自台灣官方的農委會),而展開的社會福利服務。

  總之,慈濟與官方互動乃至合作,而又不失非政府組織主體性的社福經驗,是一項良好的社會福利服務範例。

四、結論

  筆者曾因事兩度至菲律賓宿霧,這是菲國第二大城,氣候宜人,景觀優美,陽光海灘,宛若世外仙境,素有「度假伊甸園」之美稱。然而筆者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它的美景,而是它的貧民窟。居民衣衫襤褸,住房矮小破落,屋頂覆蓋的鐵皮早已生鏽,木片搭建的牆板也已破舊不堪。以在台灣慣常舒適的居家生活標準來看,很難想像他們是如何在此過日子的。

  每次看到這裡的貧民區,心裡都有一種強烈的不安,不安來自對比的強烈。在同一都會裡,華人的商業鉅子,築起高樓別墅,外面建造高聳的圍牆,再僱佣菲律賓人以為守衛,宛若一座座堅固的小城堡。在這個堅固的城堡裡,他們過著相對而言如同天堂般的物質生活;但只要走幾步路,在街頭一個轉角處,就可看到破破落落的貧民窟。以眾生平等與社會正義的眼光,來看那種貧富懸殊的現象,自然會深覺不安。

  但筆者的不安,不祇是來自對受苦貧民有所不忍的心情,也兼帶一份對生活優渥之華人的擔憂。筆者常忍不住想道:那些華人的生活,有可能長久安全嗎?他們用人工打造出來的城堡,能堅固到什麼程度?它是可以防衛宵小,但其力量是否已足以防衛夥眾犯罪的行為?他們若足不出城堡,則城堡形同豪華監獄,生活又有何自由之樂趣可言?但若邁出城堡之外,又豈能處處獲得銅牆鐵壁般的護衛?還有,他們又如何可能用這樣的城堡,來對抗被煽動起來的族群仇恨與階級鬥爭?終極而言,他們應如何在那塊土地上安身立命?

  筆者相信,在南洋落地生根的華人,並不是無視於當地貧民的處境,也不是不想融入先住民的社會裡,與他們共存共榮,他們只是不知道要從何做起。

  個人出生背景與時代因緣,使得筆者對於慈濟人在印尼所做的一切,有了極其深刻的感受。筆者隱約感覺:解除不安的正本清源之道,正在於此。華裔在僑居地倘要獲得真正的安全,絕對不是築起高牆,擁有警衛,而必須是跨出高牆,擁抱當地的苦難人民。即使他們在布施時心無所求,都終將獲得當地社會住民打自內心的敬重與認同。

  同樣的種族與階級問題,在印尼比起在菲律賓,是更為嚴重的。血跡斑斑的印尼排華史,正說明了這項事實。三百多年前,一萬多名華人在紅溪河畔的悲慘遭遇,讓血流染紅了溪河,河流以此得名。印尼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種族矛盾,迄未得解。然而在三百多年之後,慈濟的無私大愛,卻為種族仇恨的陰霾,射入了一道陽光。華人率先伸出友誼之手,在無私大愛的付出中,與印尼住民達成了真摯的和解。

  印尼慈濟人取之於當地,用之於當地,整合在地華人的力量,幫助貧苦住民離苦得樂,為他們建造美好家園。這個曾有排華活動的貧窮國度,由於華人以慈濟大愛,將財富良性分配,無形中化解了昔日來自種族、宗教、貧富階級等等差異所導致的藩籬隔膜與血腥衝突。

  這樣的永續經營,豈不才真正是海外華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而印尼慈濟人協助官方整治紅溪河,並為貧民建造大愛屋,已將佛家「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化為感人肺腑的具體行動,為海外華人做了良好的示範。他們的慈悲心行,必將導引出更多的慈悲心行,未來的受益者,絕不僅止於紅溪河畔或雅加達市的住民而已。

  「利己主義」的思考模式,認為人必然是自私的,因此有必要以自私為出發點,來解決問題。然而事實證明,自我中心不能帶來更大的平安,只會在強弱與貧富懸殊的境遇中,增加更多的怨懟與仇恨,卒至形成社會的紛爭與不安。因此,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公正原則」獲得了重視,二十世紀以後,先進國家更逐漸把原屬人道、慈善的社會福利,視為國民應得的基本權利,和社會發展所應遵循的政策和措施,而非一項「德政」。

  然而公正原則倘無仁愛力量的推動,則將形成搶取「權利」而不重視「付出」的社會。依佛法而言,布施者確實應該學習著以無私、無我,不求回報的心態來對待受施者。然而面對布施者的付出,受施者倘若欠缺一份「感恩」之情,理直氣壯地當作是自己應得的「權利」,好似一切獲得都屬理所當然,那麼,他的人生也將減損了幸福與快樂的泉源。「權利」導向的思考,原是為了確保社會福利服務之提供,但少了布施者「無私」與受施者「感恩」的兩大要素,則社會福利服務熱誠的活水源頭,終將宣告枯竭。

  台灣社會目前就有這種人情澆薄而社福資源拮据的隱憂。幸好台灣還有蔚為另一主流思潮的慈濟文化,調節其間,無怪乎慈濟人會覺得:他們不是獨佔了台灣的社福資源,而是把社福資源的「餅做大了」。慈濟團體的存在,讓布施者感受到了生命非比尋常的意義。他們的口頭禪就是「感恩」。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居士曾告訴筆者,慈濟文化,就是「感恩」文化。這已不是狹隘地要求受施者感恩,而是布施者在布施行中,就要心懷無限感恩。好幾位慈濟人告訴筆者,他們在布施行中,深深體會得自己生命的富足;相形之下,他們謙卑地認為,所付出的實在算不了什麼。

  慈濟文發處主任何日生說,他覺得自己所從事的不祇是一項慈善事業,而是創造「以包容替代對立」的新文明。不祇如此,筆者覺得,他們也在創造一種「以感恩論替代權利論」的新觀念。

  九二、九、廿八,完稿於尊悔樓

——發表於九十二年十月五日「宗教福利與資源運用學術研討會」

——刊於九十二年第七期《法光學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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