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慧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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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昭慧

  七十三年九月,受到上印下順導師的護念,得以進入福嚴佛學院授課。那年,我才二十八歲。從那以後,我才得以穩定地展開研究佛法的路程——穩定,包括環境,也包括研究方法的把握與研究態度的確立。

  三十歲那年,出了第一本論文集;三十二歲,與諸志同道合的師友共同成立「護教組」,開始走出山門,與社會對話,試圖以「護法衛教」的精勤共願,轉去中國醬缸文化中侮慢僧尼、曲解佛法所導致的佛教共業。楊麗花事件、《思凡》事件、嬰靈事件……一連串的行動,雖不免為自己帶來謾罵羞辱,但確也證實一點:只要「共願」的力量夠大,「共業」也不是不可轉的。

  三十四歲,馬曉濱事件的發生,使我開始越過佛教領域,第一次廁入社會關懷的事業,由此而不得不延展為政治關懷——但那並不表示自己已認同僧尼參選民代,因為參選民代可能會使吾人無以兼顧宗教師的責任;而政治關懷,亦可在不參選民代的前提下凝聚宗教民意,督促政客制訂乃至執行有益於國計民生(特別是弱勢生命)的法令與政策。

  短短的九年間,走過了學術關懷、教運關懷與社會關懷之路。算算自己已三十七歲,逼近四十大關。孔子說他自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如果不是指「斷除見思二惑」,而是指人生方向的明確掌握,則自己的心情,也就庶幾近之——往後的歲月裡,這三方面關懷的理念,大方向是不會再改變的了。此其中,教理的研究與實踐,是精神力量的源頭活水;尤其是佛法的深刻體會,使我無怨無悔於斯途。我在年初兩本新書的自序中寫道:

  「我真誠希望:我們的護教與護生,不是從人們的掌聲或罵聲中衡量其價值的,而是在教理的基礎上全心反省與實踐,不計毀譽而能慨然『浩蕩赴前程』的!所以,護教自不能『想當然耳』,要做便做;護生更不能『人云亦云』,在盲從中受人利用,在掌聲中迷失自己!」

  比較此三——治學、護教與護生,不能不說,治學還是最容易的。因為:只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則咀嚼法義,消化資料而筆之於書,異竟是個人作業,不牽涉到太多人為因素(但書報的編輯、校對與發行,又是另一種集體事業了)。而護教與護生,則每每引生爭議,牽扯到的人事因緣也大為複雜,所以困難與挫折也就巨大而繁多。

  但是,在實際的參與過程中,個人在法義體會的收穫上也最大。年初在華雨精舍,我向導師報告了自己在這方面的心得:

  「過往在山中研教,雖然知道有『菩薩道』,也對大乘法義如數家珍,但面對生命的根本缺陷,以及無涯無盡的眾生界,總有深沈的無奈之感;直到從事護教與護生事業,感受到生命之中有股力量源源而來,感受到共願同行扭轉共業的功效,這才真正踏實地肯定:『菩薩道』是有的,也是可以走得下去的!」

  三天前,在埔里圓通寺旁,有幸恭聆惟明法師「動中修」與「靜中修」利弊得失的開示。仔細想來:動中修的人間比丘與靜中修的阿蘭若比丘,各各呈現不同的生命情調,佛教如果沒有這兩種修行風範的調和,也就不會這麼多彩多姿了。山中靜修的歲月裡,我充實了自己的教理基礎,走出山門後,尚幸時時以「般若為六度之母」深自惕勵,所以還沒有被菩薩道中眾生的回饋拱得「忘了我是誰」,對那些諸如名利權位之類誘人心目的世俗榮耀,看得非常淡然;這絕不是因為自己有多大的「道行」,而是深知它們會給自己的心性帶來多大的束縛,給平靜的生活帶來多大的干擾。想到這些束縛與干擾,就無暇耽溺其中,貪戀名利權位的滋味了!

  另一方面,由於護教與護生常常不免招來罵辱,所以也養成了面對罵辱而無動於衷的能耐。嘗自謔說這是因為「債多不愁」。所以「逆境」未始不是心性涵養的增上因緣!

   而從事社會關懷也使我體會到一點:面對攸關蒼生禍福與族群利害的課題時,我們絕對不可能維持「中立」!「中立」並不都意味著「超然」,有時只暴露出我們的懦弱與自私,而且原是想要兩邊討好或在夾縫中求生存,卻可能被兩邊都視為「騎牆派」與「投機分子」。

  所以,孔子的「聽其言而觀其行」是不無道理的!保守抑或先進?傳統抑或現代?不宜在漂亮的辭令裡觀察,而宜在實際的行為中判斷。

  三十歲以後,漸漸在因緣的促合下邁向菩薩行,也在菩薩行中體會到:悲心可以增強個人的耐力,可以結合同修的共願;耐力與共願不但轉去許多個人的障緣與群體的共業,也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與智慧,去辨明哪些人是真正臨事「義無反顧」的,哪些人是臨事不免「色厲內荏」的。要如何對這後者的「可惡」之人產生毫無遲疑的悲憫之心?這該是對將邁入四十之年的我一個很大的考驗吧!

~刊於八十二年三月第一六二期《普門雜誌》~

~昭慧法師著《浩蕩赴前程》頁二二八~二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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